過去一年體育圈的丑聞和自我反省讓體育咨詢公司（The Sports Consultancy）與探索公司（Quest）一起成立了全球體育調查組織（Global Sports Investigations），該機構宗旨是在體育圈實行強有力的第三方獨立調查。SportsPro與該機構背后的重要人物進行了對話，想聽聽他們為何會產生這些具有改革潛力的想法。
▲GSI的創建團隊
公正地說，2017年，體育圈意識到自己真的需要花點時間好好審視一下自己了。
長達數年的貪腐丑聞不斷發酵，國際足協的官員和2016里約奧運的組織者正在接受大面積的犯罪調查；俄羅斯整個體育圈的舞弊屢次登上頭條，他們被字想要削弱、侵蝕并規避興奮劑檢測手段，而此次重大的丑聞的背后是強大的俄羅斯國家機器。最終在2017年12月，俄羅斯奧組委收到了國際奧委會的全面禁令。
而英國的某些體育機構則被指控對興奮劑管控過于寬松，運動員欺凌和種族歧視現象也時有發生。自行車手潔西·瓦尼什（Jess Varnish）和女足運動員艾尼·阿盧科（Eni Aluko）紛紛發聲，但教練和管理層卻為了金牌考慮，違反規定壓制了檢舉的聲音。最讓人揪心的是，從2017年年初開始，大量兒童性侵事件從英國體育圈爆出，最終以密歇根州立大學和美國體操隊隊醫拉里·納賽爾（Larry Nassa）的驚天丑聞告終。他曾多次利用治療的時段對年輕的女運動員進行性騷擾，她們之中很多還是未成年，種種細節讓人脊背發冷。
丑聞不斷被揭露出來，從政界到文化界再到好萊塢的娛樂工業，各行各業的人們鼓足勇氣說出自己曾被大人物騷擾乃至侵犯的經歷，人們對公共監督的憤怒與質疑蔓延到了其它多個領域。
體育咨詢的聯合創始人和總裁羅伯特·達特諾（Robert Datnow）在去年12月說道：“我認為我們所看到的，是一次社會輿論的變化，運動員、各大品牌和體育項目的代表可以通過社交媒體和其他社會組織進行交流。這種方式更加直接、更加迅速，而且傳播的范圍比以往要更大。”
▲作為反抗人群的一員，艾尼·阿盧科表達了對于管理層言行的擔心
“這樣的浪潮前所未有，體育圈也無法置身事外。任何有不滿的地方，無論是選舉舞弊、濫用興奮劑，或是操縱比賽，還是更加敏感的領域，比如兒童保護、福利缺失、校園欺凌、性騷擾，我們從體育圈之外的事件中了解到，只要人們遇到了害怕的事情，向公眾揭露罪惡是行之有效的辦法。當人發現揭露者并沒有遭受個人風險時，其他人也會舉起手來說’我也是！’”
“在如今時代背景之下，體育行業的盈利能力越來越高，但正所謂‘得到越多，失去越多’。財富自然會導致更多陰暗面的侵襲。而一旦調查從某個體育項目開始之后，其它項目馬上也會面臨同樣的質詢。公共資金對體育的支持正面臨信任危機，恰恰需要提高透明度和更好的管理。我們現在已經建立了管理標準，有責任發布具有公信度和權威性的調查報告。我們還有專門的歐洲管理議會，以決定哪些體育項目可以自治，而哪些必須接受外部管理。”
體育法律咨詢（The Sports Consultancy Legal）是這家位于倫敦的的體育服務機構下屬的專門從事法律實踐的公司，該公司與民間調查公司Quest探索一道成立了GSI。這個新組織的宗旨是為咨詢者提供具體的顧問意見以及具有針對性的可實操的調查服務。
“我們已經覺察到了目前的社會輿論浪潮。此外我們還觀察到，當體育界的案件涉及到上述的社會性話題時，目前會可行的參與方法，要么是讓皇家法律顧問或者法官牽頭，要么是在我們認為需要的時候讓警察局一起介入。”達特諾解釋道，“這兩種調查方式各有利弊。我們認為需要將不同調查技巧結合起來，只有這樣才能給體育行業提供點對點的服務并解決爭端，才能給體育圈帶來實質上的改變。當然，這樣的意義也使得我們需要在每次調查開始前停下來認真思考，了解這項運動的本質和管理者想要達成的效果。”
Quest在體育行業背景深厚，接手的案件領域包括F1、斯諾克、國際馬術聯合會以及英超聯賽。Quest的主席洛德·史蒂文斯（Lord Stevens）曾是倫敦警察廳廳長，經驗豐富。他還曾主導過對英國重大公眾事件的調查，比如保皇派準軍事組織和北愛爾蘭安全部隊的勾結，甚至震驚世界的戴安娜王妃之死。
對洛德·史蒂文斯來說，建立GSI有一條基本原則：讓以上兩種不同的核心調查技巧合而為一，從而推動調查的順利進展。
洛德認為：“不管是謀殺案還是我目前經手的一些牽扯到不同國家利益的幕后調查，對調查人員來說，最好的實踐就是認認真真完成一系列艱苦的工作：聆訊取證、在不同的場合下逮捕犯人，與檢察官、財政部顧問和訴訟律師達成一致。”
“沒有其他捷徑可走，這是警方通過多年的實踐經驗所證明的最為行之有效的調查方法。這么說吧，調查越重要，越需要做大量瑣碎而龐雜的工作。”
▲洛德·史蒂文斯是倫敦警察廳前任廳長，經驗豐富，目前是GSI主席
GSI項目還被體育管理部門在過去的數十年間不斷暴露出來的缺陷所啟發：管理者要么就缺乏足夠的專業知識進行內部整頓，要么就與圈內的權威人士關系太過緊密，無法保持客觀理性的審查姿態。
達爾諾說道：“說到全球性質的體育組織，其實跟我們接觸過的政府機構和各類非政府組織大同小異，即一旦有事件需要調查，這些管理部分都會向他們所熟識的人士尋求幫助。他們會找自己的律師，他們會找政府的官員，或者他們會依附于早已成型的內部機制。”
但洛德·史蒂文斯堅持認為，這樣的做法是遠遠不夠的。
“調查是必須要做的，但是要交給獨立、可信的第三方來做，如果做不到，還不如不要調查。因為在我看來，體育的未來正處在危急的拐點之上。”
缺乏獨立性只是眾多體育案件調查的弊端之一。體育法律咨詢的主管阿什利·布萊克（Ashley Blake）解釋道，許多調查處理起來非常棘手，因為負責人從一開始就搞不清楚目標。
“在調查啟動之前你就應該思考：究竟想要達成什么目標。你的組織受什么樣的規則約束，你想要實現什么目標，調查預算是多少。必須極其小心地劃清你的調查權限，確保你的工作清晰明確、焦點專注。同時，你的工作又要保持足夠的靈活度，以便在不斷涌現的證據使你出現路徑偏移時回到正確的方向；調查的范圍不能太大，這樣才可以保證其進度，而且讓成本在可控的范圍之內。這樣的一個思考過程十分重要，必須在調查開始前就在你的腦子里建立起完整的框架，從而在得到有效信息時明確推動調查的進展。但遺憾的是，這個思考的過程常常被人忽視。”
“調查范圍的最初劃定需要咨詢顧問和法律專家的意見，與此同時又需要將權責邊界明確地告知一線調查人員，好讓他們清楚地認知到自己的權力和限制。”
偵訊和調查過程中，人的因素也很重要。此外，你還需要獲得清晰的洞見，這些要素都足以讓你更容易地找到正確的結論。布萊克說道，“除了對體育知識的深刻理解，接觸到該領域的頂級專家同樣無比重要。不管是你在調查兒童保護案件、運動員福利案件還是反興奮劑案件，你都需要專業的指導意見來予以輔助。”
洛德·史蒂文斯回憶起他在負責北愛爾蘭案件的過往，對業界專家的建議保持開放的態度當然尤其積極意義。洛德說，“你得聽取事情的進展、采納建議。千萬不要傲慢地自以為是，從不知道吸取別人的觀點。”
但盡管如此，布蘭克也坦承，對于調查機構來說，僅僅了解到丑聞或者爭端的真相，并且整理出糾正性的建議，這些也只不過“是成功了一半。”
“這就是許多調查機構被絆倒的地方。這些組織可能確實進行了非常非常徹底的調查研究——甚至在某些案子上花費了上百萬英鎊——但是，整改的建議從來沒有得到過執行，對案件結果的思考也從來沒有轉化成行動。”
“因此，從最開始就要好好想一想，我們到底想要實現什么，我們到底要做出哪些實際的改變，這些想法對于推動整個領域的發展至關重要。所以要起草出規章制度的修改，協助機構內部進行結構性的調整，甚至于在必要的時候給予懲罰、建立健全監控檢舉機制，確保問題一旦再次發生，人們可以更加輕松快捷地予以處理。當然，如果把這些都落實到位，你大概也就不用擔心一而再出事故的情況了。”
英國議員、GSI咨詢師理查德·卡伯恩（Richard Caborn）在上屆工黨政府執政時期曾經成為了英國在任時間最長的前體育大臣。他就對以上的觀點贊同有加。他認為，恰當地執行調查所提出的意見正是“推動一項變革”和“進行一次偵訊”最大的不同之處。
卡伯恩說道：“這就是中斷的根源，人們在調查之中付出了辛苦和努力，已經觸碰到了要害所在，但卻沒有徹徹底底地掃除弊病。因此，我認為善始善終這四個字尤為重要。因為你進行了危機公關，你雇傭人力進行調查，你耗費腦力得出成型的建議。你做這一切都是為了把問題從頭到尾反反復復地研究透、解決透，然后心安理得地說上一句：‘好吧，到此為止吧，伙計們！全都搞定了。”
卡伯恩堅信，體育可以給人們榜樣的作用：“周六晚上職業賽場發生的改變完全可以在周一的校園操場上再現。”
不過對于各大體育組織來說，進行內部整頓，首先還是因為一些有形的激勵，比如維持住大品牌和轉播商的贊助費用。
“例如，在國際馬術領域，當我們進行調查時，贊助商就會考慮是否終止贊助。”史蒂文斯回憶道，“老實說，要不是我們最終查出了腐敗的元兇，那些贊助商們全都要跑得遠遠的了，更不用說這項運動的信譽了。”
而對于英國的政府部門來說，還有一件事必須要注意。Quest體育誠信部門的總監艾迪·馬什鮑姆（Eddie Marshbaum）也解釋道：“從政府的角度而言，所有人都要服從新的英國體育管理準則的規定，如果某個體育項目不愿配合，從業者就拿不到相應的公共資金。”
2016年10月，新的管理方法由民間資助組織“體育英國”（Sport England）和代表官方的英國體育局共同發布，2017年4月正式生效。新的方法中包括有對體育組織多樣性和透明度的官方指導意見，以及鼓勵各組織面對新時期的挑戰積極采取框架性的改革措施，更不用說對于大幅增加的體育貿易所增補的若干規定了。類似的多項原創政策旨在讓政府和體育組織的管理分工更加清晰。
在擔任英國體育大臣時，卡伯恩親眼見證了作為歐洲“三駕馬車”的德、法、英三國在沒有大國勢力干預的情況之下幫助世界反興奮劑組織獲得了世人公認的監察權力，但與此同時，他也強調了獨立組織要確保與國家政府保持協同的重要性。
“顯然，制造友好合作的氛圍比制造矛盾與沖突要容易得多。從制度的層面保證的獨立和透明，每個人都會相信。我們想和GSI一起努力實現的，正是這種純粹的獨立性和盡可能的透明度。從而讓體育組織在無論何時發現何種弊病和問題之時，都可以對我們完全坦誠相告。”
“當下，體育機構和各協會都遭受著巨大的壓力，因為政府、商業伙伴以及電視轉播商都對他們說：‘我們想要干凈的比賽。’”
▲理查德·卡伯恩，是英國任期時間最長的體育大臣，現在是GSI的咨詢師
讓體育組織保持自我反省的姿態是一個考驗，當然。但如果涉及到更微觀的層面上，讓每一個從業個體對調查徹底坦白則是另一個不小的挑戰。體育是一張熟人關系編制而成的大網，隊友之間的情感紐帶、運動員和教練之間的緊密聯系、聯賽和贊助商合同的簽訂。從這些復雜的關系之中找到突破口往往是獨立調查能否有所收獲的關鍵。
“所謂調查，就是取得人們的信任，讓他們愿意對你說真話，”洛德·史蒂文斯表示，“在馬術界，我們就建立了一個檢舉網絡。人們找到你，基于他們對你的信任揭露一些事情，這些人不希望把自己牽連進去。另外，他們知道你會認真對待并處理他們的消息。在這些情況下，你就必須取得別人的信任，如果你得不到新任，你就什么都得不到。”
達特諾認為，GSI式的調查還有一個優勢：通過建立一個自始而終、相互關聯的取證過程，GSI能夠讓更多的參與者依據保密條例曝出更多證據，讓罪惡無從遁形。
達特諾還補充道：“風險也是存在的，特別是當你讓公檢法部分介入時，按照《信息自由法》的要求，這就意味著一些敏感信息將進入公眾視野，尤其是媒體可以充分審視并分析這些信息。GSI調查和審核的作用之一就是做出保持獨立、互不相干、絕對私密、司法公正的裁定。”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構建一個程序正義的調查流程也會給敏感信息提供一個合適的討論場所，否則敏感信息很有可能會通過其他途徑流向公眾視野。
洛德·史蒂文斯說，“我們奉行的原則永遠不會改變。老實說，沒有什么秘密可言。人們需要明白的一點就是，不應該有‘秘密’這一說。甚至在我看來，從來就沒有什么公事應該成為秘密。”
卡伯恩補充道：“你必須對自己的委托人坦誠。如果你讀一讀加西亞報告（該報告由美國律師邁克爾·加西亞編撰，最終成為對世界杯申辦過程中貪腐指控的有力材料），就明白這是一個很經典的例子：有些人以為可以隱藏在加西亞背后，永遠不會被推向前臺。事實上，你不可能做到的。當然，這部一石激起千層浪的加西亞報告，其作用和影響范圍遠比想象中要大得多得多。FIFA的多名官員如今都面臨貪腐的指控，而他們原本以為自己還可以做一個勇于揭露組織黑幕的“污點英雄”。
至少在英國，從媒體業到公檢法的表現都說明，運作良好的行業調查所蘊藏的巨大的改革潛力。而越來越多的信號似乎也預示著正在發生的改變。
馬什鮑姆補充道：“盡管在過去，傳統的工作模式是客戶讓我們調查什么我們就調查什么，丟下建議，然后客戶愛干什么就干什么。但我們的經歷，以及近期我們所完成的工作都表明，這樣的調查方式同樣正在改變。”
“我們最近的一些項目給我留下的印象與以往截然不同：‘是的，這個項目我們已經做了一些調查了，但是現在我們想要來一次徹徹底底的審視，我們想從證據帶我們達到的位置順藤摸瓜、繼續深入，我們要弄個水落石出，我們要查個底兒掉！’我覺得這種想法是最近才出現，而且已經開始改變體育圈了。而體育領域的變革又可以反映到社會和商業的其他方方面面，現在的情況與過去已經多多少少出現了不同。”
接下來，除了繼續尋找市場上的商機，GSI團隊還希望自己的調查能帶給社會一些更深層次的意義。
“從社會學的觀點出發，體育占據著人類社會一個極其特殊的地位，無論是從商業層面還是社會生活結構層面都是如此。而我的看法，我對這一切的感知就是，我們要確保提供給體育高度結構化的系統服務，并幫助從業者保持體育的干凈清白，不被污染。”卡伯恩說道。
“的確，我們身處的世界復雜多變，但是我們所追求的事物卻很簡單。我想無非是這樣的，我們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這是一群能夠完美契合21世紀體育管理的要求，并能夠進行獨立調查的人。我想我們已經掌握了一些與眾不同之處。我們追求的是貫穿始終的效果，可以將各種類型的服務整合起來，并且能夠滿足全世界的政治家們對于需要耗費大量人力財力的體育組織不同的管理需求。”
“所以，這就是驅使著我的源動力，我想它也會惠及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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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明：本文為懶熊體育編譯自SportsPro，原文作者為Eoin Connolly。轉載請注明www.atttc.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