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自現居紐約的南非記者Nadia Neophytou，她喜歡參加跑團和朋友們一起跑步，卻因為仗義執言被跑團組織者移除群組，受到心理傷害的她是如何應對的呢？
在加入紐約市一個跑團三年后，我卻被跑團組織者“踢出群聊”了。
這三年來我和跑團的成員們一起參加了五個馬拉松賽事，完成了幾千英里的跑程。然而，在質疑了團長對女組員的一些不妥行為后，我發現自己被他從跑團的私人群聊組中移除了。
盡管我自己也已經不怎么愿意待在這個團隊里了，但這樣突然被移除，感覺就像是在拳擊場上毫無防備地挨了一拳——我本來可以在說出自己的想法后鄭重地和其他二十五位成員告別，但這位團長并沒有給我任何機會。這種粗暴地做法讓我感到很受傷。畢竟，《欲望都市》里的Carrie在被Berger甩了的時候還得到了一張他留下的便簽，我卻連一條短信也沒收到就被移除了。
我明白自己為什么會在被移出這個小組時感到如此受傷：這感覺就像一段真正的人際關系遭到破裂。我所感受到的這些被拒絕、被排除的悲傷失望的情緒，和我在經歷真實生活中關系破裂時的情緒是一樣的。
我的這種觀點已經被相關研究所證實。研究表明，離開一個群體的感覺和與伴侶分手的感覺一樣。華盛頓州立大學心理學系教授大衛·馬庫斯（David Marcus）博士說：“兩者都涉及大腦中與身體疼痛有關的神經區域。無論是在高中時受到孤立排擠，或是被趕出家門，當個體遭到群體的拒絕或排擠時，個體會經歷一種社交痛苦，這種感受類似于一對戀人分手時所遭受的痛苦。事實上，群體的作用有時可以和浪漫的伴侶一樣，成為一個人自我意識中無法分割的一部分。”
事實上，真實表達自己的想法，有時可能換來的就是被孤立或被排擠的結果。最近在推特上發起#Metoo標簽運動（女性在推特上發布帖文，講述自己被騷擾和歧視的經歷、并打上#Metoo的標簽）就是證明這一事實最新最佳的例證。要知道，多數人可能會猶豫要不要發聲，認為自己的遭遇是不光彩的、害怕自己遭人排擠。而在多數人都選擇勇敢發聲的形式之下，會有越來越多的人受到鼓勵，大聲講出自己的遭遇，避免更多的女孩受到傷害。
這一運動也同樣鼓舞了我——即使知道會牽扯到更多的人，會有更多的消極情緒等待我處理，以及更多人在社交媒體上對我取消關注。但一路走來，我已經學會如何應對，學會了反思并吸取教訓，帶著經驗繼續前行。
跑步的目標
像許多人一樣，六年前我來到紐約市，想要在這里建立起自己的事業，開始全新的生活。 慢慢地，我愛上了跑步，并在這個的200多個跑團中找到了適合我自己的一個加入，在這里和組員們一起分享對跑步的熱愛。
著名社會心理學家羅伊·鮑梅斯特(Roy Baumeister）和馬克·里亞利（Mark Leary）在1995年就提出，歸屬感是人類的一項基本情感需求。他們認為，親密的社會關系是幸福的首要條件。個體的社會認同感來自于持久、積極的人際關系，這對提升我們的幸福感至關重要。而對于我來說，生活在紐約這樣一個擁有800萬人口的特大城市，歸屬感就顯得更加重要。而成為一個團體的一員并經常和他們保持聯系，正是我獲取歸屬感的重要方式。
我在2013年8月知道了這個跑團，并在一個周末參加跑步營時認識了該跑團的團長、教練以及其他一些成員。那天的跑步營活動是由一些大型服裝品牌贊助舉辦的，因此他們身上穿著該品牌的服裝，那柔和的顏色深得我心。要知道，之前我也曾在跑步途中遇見過該團的成員，他們給人一種拒人千里之外的超然冷靜的感覺，完全和我不搭。我喜歡穿亮眼的熒光粉跑步服，而他們則身著黑白色調，腳踩最新款的跑鞋。
然而，在之后的相處中我發現，我們其實有很多共同之處，比如我們都喜歡聽非洲加勒比風格的音樂，我們一起跑步，也一起開懷暢飲。于是，在一起跑了幾天步，一起吃了碗拉面之后，我決定正式加入這個團體。于是我被拉進了群聊，我們的群聊小組是在一款名叫Strava跑步應用程序中創建的。
我們一般在周二和周四相約跑步，偶爾也在周末約跑，地點都在紐約市內。我們的足跡遍布紐約市的田徑場、街道甚至是土路。我們聚在一起，不僅僅是為了出門動動腿。相反，延長跑程、加快跑速才是我們共同的目標。有的人想要將配速控制在5分鐘以內，還有包括我在內的其他一些人想要延長跑程，完成波士頓馬拉松比賽。我們在互動中培養團隊精神，不斷鼓勵彼此。我們一起慶祝生日，分享喜悅；也互相傾訴工作家庭的煩心事，一起承擔痛苦。我們攜手進步，讓自己在心理和身體上都更加強大進步，在跑步中學習和收獲，跨過生活的阻礙，一起成為更好的跑者。
社會心理學家庫爾特·盧因（Kurt Lewin）于1949年提出團體動力學說。盧因認為，團體是一個動力整體。團體的本質在于其各成員間的相互依賴，這種相互間的依賴關系決定著團體的特性。一個團體中的成員可能性格各異的人，但為了達成共同的目標他們可以團結協作。我們的跑團就是該學說的最好例證，我們的共同目標是不斷超越自己的極限，我們中的許多人也的確做到了。很快，這個小團體成為我搬到紐約以來所維持的最長的人際關系。
然而，當聽說我們的教練有虐待婦女的歷史時，我對維持這段關系的信心產生了動搖。其中一些遭受其虐待的女成員很直接地和我談起自己的遭遇，她們有的受到言語欺凌，有的遭到身體虐待，一位前成員甚至說自己遭到了毆打。即使我不能直接證實這些說法，但是，作為我們跑團的唯一領導，自恃位高權重的教練似乎對這些事情似乎并不怎么避諱。
我不知道如何處理這個情況。我愛這個集體，也喜歡待在這里的感覺，但是我卻逐漸在心里質疑起這個領導者的所作所為。
出于信任，我向一位相熟的成員傾訴了自己的感受。然而第二天，當我想在Strava的私聊小組中上傳自己的跑步記錄進行打卡時，卻發現自己找不到這個小組了。這個小組是我們互相監督的私密群聊組，我們在平時會上傳自己的跑步記錄，互相監督。我于是詢問了那位和我聊天的朋友，她同時也是我們群聊小組的管理員，她告訴我，我的確被移出群聊了。后來，我們跑團專門召開了會議，來討論之前對教練的指控，但同樣地，并沒有人通知我參加那次會議。（后來有人告訴我，他在會議上否認了成員們的指控，他的女朋友也通過電子郵件向我們傳達了他的態度）。
當我從被踢出群聊的震驚和失落中緩過神來后，我開始進行社交媒體的清理工作，將自己和跑團的其他成員隔離開來。盡管這一切都是虛擬的，但正如可一個人很難平靜的看著自己的前任再去和別人相識相愛一樣，我也不愿意在離開這個團體后，再看著他們和新的成員團結友愛地打成一片。
我的離開對于整個團體來說，可能只是損失了一名成員，而對于我自己來說，失去的卻是大約二十個伙伴，其中一位還是親密的朋友。因此，我必須要和他們拉開距離，于是我開始對團中的成員取消關注，并刪除好友。
盡管努力的和他們保持距離，但我經常還能在Instagram的內容推薦頁面上看到他們的發的團隊活動圖片。Facebook上的“那年今日”功能也經常會讓我看到過去的一些回憶。
我也不得不想辦法來分散自己的注意力。心理學家梅蘭妮·格林伯格（Melanie Greenberg）曾建議在這種情況下，應該找一些活動來分散注意力，比如組織和朋友一起出去玩。在最初離開跑團之后，我嘗試了很多方法：盡量縮短自己花在社交媒體上的時間，閱讀一些新的書籍，出門旅行親近大自然等。過去，我從沒有花過多少時間來建立跑團之外的友情。
一些人際關系學家也會建議人們專門留出一些時間來宣泄悲傷的情緒。因此，我也聽了一些悲傷的歌，躺在床上吃零食等，頹廢的發泄了一陣。我的確曾感到憤怒傷心，感覺自己的生活無法繼續下去。但是，在冷靜下來反思過后，我也明白，離開這個團體是明智的選擇。
之后的日子里，如果我再有想要加入一個新組織的想法，我一定會提前做好充分的了解和預估，如果這個組織中的領導者或其他任何影響力的人有任何與我的道德或倫理觀念不相符的地方，我都會立即停止，及時止損。
在回顧了我在跑團時所取得的個人成就，比如波士頓馬拉松排位賽和一些刷新PB的馬拉松賽事之后，我意識到團隊給了我很多支持，但我自己才是那個超越種族界限，突破生理極限的人。意識到這一點幫助重建了我的自信。團隊可以在我們我們超越自我極限的道路上提供積極的幫助，但也許更重要的是，它讓我們明白，自己是可以做到實現夢想的。
在重新獲得自我價值的同時，我明白了良好的人際關系只有在相互尊重的基礎上發展時，才能成為快樂和幸福的源泉。未來，我也不會再害怕因為斷絕人際關系而無法獲得快樂了。
在面對情感破裂時，人際關系專家通常會建議那些心碎的人們多嘗試運動。幸運的是，我已經完成了運動，也完成了自我治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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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明：本文為懶熊體育編譯自Quartz，原文作者為Nadia Neophyt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