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方人士如何看待姚明退役 

當11號球衣高高掛在豐田中心的上空，我們送走了姚明球員時代的最后一點念想。

按之前的構想，姚明的下半場是“姚老板”，走下球場換身西裝做個商人，符合多數明星運動員的職業發展軌跡；但從目前的情況來看，姚明的人生下半場，更主要的身份是中國籃協的“姚主席”，商海沉浮中還將走向廟堂之上。

盡管還沒有官宣，但根據此前體育總局的表態和懶熊體育得到的多方消息，姚明即將成為中國籃協主席這事，就算不是板上釘釘，也確定得八九不離十。

不過，指望姚明上任后當即“包龍圖打坐在開封府”，中國籃球從此有了既清廉又懂業務的“青天大老爺”，實際上是不現實的。

這不是一次輕松的轉身，在中國，當個好運動員相對簡單，當個好商人也沒那么難，但要當個好官并不容易。

中國體育系統的大部分官員都有運動員背景，“賽而優則仕”不是稀罕事，現任國家體育總局副局長、中國足協主席蔡振華，當年就是乒乓球世界冠軍。不過，在所有走上仕途的中國運動員中，其政績能得到多數人肯定稱贊的說不出幾個，名聲不佳甚至違法違紀鋃鐺入獄的，倒是張口就能來。

對姚明來說，在籃協主席的位置上“做個好人”面臨兩大挑戰，一是如何掌控權力，二是如何行使權力。

▲ 現任中國籃協主席于再清。

掌權首先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即便姚明順利當上籃協主席，如果不兼任其他公職，這頭銜不過是廟堂之上一介布衣。在現有規則下，中國籃協主席并不參與中國籃球的直接管理——很多籃球從業者可能都不知道現任主席叫于再清，真正的權力掌握在同時在中國籃協兼職的籃管中心官員手中。姚明上任后想有所作為，勢必先要經歷一輪的權力再分配。

從現有體制上看，籃管中心屬于政府部門，中國籃協作為行業協會屬于民間組織，姚明哪怕成了籃協主席也還是“民間人士”，籃管中心的主任則是廳級官員——民間人士從政府機關拿點權力有多難，中國人想必都有理解。好在姚明身份特殊，同時還有總局高層的支持，成功相對會容易很多。

另一方面，姚明自身也面臨一些問題。現在他有兩個身份，分別是CBA公司副董事長和上海大鯊魚俱樂部的老板，如果再成為籃協主席，就會出現在聯賽中“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的狀況。哪怕姚明自己秉公無私，當真正利益沖突時，難免少不了被人拿來說事。如果轉讓俱樂部所有權，相應同時要放棄的，還有他在CBA公司的股份與職位。是否擔任籃協主席后放棄上海俱樂部的所有權，也需要他權衡考慮。

此外，現有的中國籃球管理體制不是一天形成的，也不是一個人決定的。姚明想在籃協主席任上打破傳統勢力的藩籬做點事情，必須有一個強大的團隊。他絕沒有能力一下子完全打破舊秩序，因而需要盡可能利用現有資源，如果說在很多球迷眼中，中國籃協與籃管中心這些官僚機構是中國籃球發展的嚴重阻礙，那么姚主席的任務就是將它們變為中國籃球發展的推進器。

這些問題和挑戰，都非一日之功。

與此同時，因為外界的期待極高，對改變的追求太迫切，姚明在籃協主席的任上也面臨巨大壓力，國家隊成績是個硬指標，聯賽發展也是不容回避的問題。

▲ 里約奧運會上，中國男籃68-72輸給小組最弱對手委內瑞拉，最終五戰全負。

過去兩屆奧運會，中國男籃都成功拿到參賽名額，但10戰全負沒能贏得任何一場比賽，籃協從上到下都被罵得極慘。以中國籃球現有的家底和青訓力量，短時間內難有質的提升，不管是家門口的2019年籃球世界杯還是2020年的東京奧運會，中國隊如果不能打出亮眼的變化，即使是姚明也很難得到認可。

聯賽方面，如何利用從無到有的CBA公司為CBA帶來更好的發展，平衡各方面利益關系，也將是一道難題。

沒有足夠的耐心，即便姚明的理念再先進，改革的方向再正確，若不能在短時間內取得拿得出手的成績，外界輿論和來自更上層領導的壓力，都可能讓此前一切努力前功盡棄。搞不好最后還會落下“中國籃球就這樣，姚明來了也不行”的口實。

而這些，還不包括姚明在運用權力過程中，所面臨的種種眀爭暗斗與威逼利誘，以及不可避免的，公共利益與自身利益的糾葛——對于廟堂之上的“包龍圖”來說，最難的不是怒懟權貴的《鍘美案》，而是向自己親侄子痛下殺手的《鍘包勉》，這是人性使然。

中國籃球現有體制不是一天建成的，將這一切打破重建，并且還要建得更好，對于未來的“姚主席”來說，這樣的人生下半場恐怕要比帶領火箭打季后賽，比帶上海俱樂部拿總冠軍還要難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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