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體育培訓領域，私人教練越發普遍且呈多樣化趨勢。不同類型的私教，合法性各異，也與培訓對象產生不同的法律關系。特別是近年來涌現的“黑私教”現象，其違法性如何、會帶來什么樣的風險、防范“黑私教”會面臨哪些法律上的困惑？這些都是值得探究的問題。

三大私教類型

在體育培訓市場，會有各類不同私教為培訓對象服務。一類是培訓機構的私教服務。一般情況下，這類培訓機構都具有配套的場地和設施，通過開設私教課程為培訓對象提供服務，例如滑雪場、游泳館、健身房等。

私教行業靠經驗和口碑招攬客戶，機構培訓的不景氣或者教練的個人職業選擇，催生了自由私教。他們不受雇于任何培訓機構，但具有可觀的用戶資源，與場地方合作私教生意，向其支付場地和設施使用費。

對于會籍收入主導的健身房來說，一名成熟自由私教能固定帶來每年數十張的年卡銷售。特別是在門店的低峰期，能賺取自由教練的課程租金，應是健身房營收的很好補充，更多有客戶資源的自由私教，能帶來固定的會籍收入。自由私教不但有豐富的培訓經驗，而且收費還遠低于機構培訓的私教課程。因此，自由私教的供給和需求都在增長，二手交易平臺“閑魚”也已成為自由教練的獲客新渠道。

不像自由私教那樣人畜無害，“黑私教”卻讓場地方頭疼。他們與培訓機構沒有任何合作關系，以消費者的身份做掩護，私自利用機構的場地和設施進行教學，收取培訓對象的費用，而對場地和設施投入大量費用的機構卻無法從中獲利。對于私教收入占比超50%的健身房來說，“黑私教”無疑是在斷健身房的財路。由于會員被懷疑是“黑私教”、進而遭健身房?？ǖ默F象屢見不鮮。像滑雪場、游泳館等機構的教學課程占收入的比例也越來越重，因此不斷受到“黑私教”現象的困擾。

體育培訓的合法性要求

國務院頒布的《全民健身條例》，對以健身指導為職業的社會體育指導人員實行職業資格證書制度，對高危險性體育項目進行健身指導為職業的社會體育指導人員，強制要求依照國家有關規定取得職業資格證書。而且，高危險性體育項目的經營采取行政許可制：從事這類項目培訓的機構，體育設施應符合國家標準、達到規定數量的取得國家職業資格證書的社會體育指導人員和救助人員及具有相應的安全保障制度和措施等條件，并經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體育主管部門批準和頒發許可證后方可經營。

第一批公布的高危險性體育項目包括：游泳、高山滑雪、自由式滑雪、單板滑雪、潛水和攀巖。

據此，私教應具有社會體育指導人員職業資格證書，從事高危險性體育項目的私教應有更高的資質要求，并且不得以個人名義從事這類項目的培訓，否則構成違法經營。像游泳、滑雪等高危險性體育項目培訓機構，應具有從業資質的教練自不必說，否則得不到經營許可；自由私教，除具有從業資質外，還必須與獲得行政許可的培訓機構有合作關系，以其名義從事培訓活動；而“黑私教”從事這類培訓，即使有從業資質，也是無照經營，一經發現會受到行政處罰。

但一般體育項目培訓，目前無需行政許可，給“黑私教”造成可乘之機，因此健身房成為“黑私教”的重災區。

風險的承擔

體育培訓具有風險，特別是高危險性體育項目的培訓，這就是為什么社會體育指導人員實行職業資格證書制度和高危險性體育項目采取經營許可制度的原因。根據我國《民法典》規定，因過錯侵害他人民事權益造成損害的，承擔侵權責任。過錯是侵權的歸責原則，無過錯、不擔責。

在體育培訓中，培訓方的過錯主要體現在是否履行了注意義務。注意義務（duty of care）是在雙方具有相近關系（proximity）的情況下，不應由于一方的作為或不作為對另一方的人身或財產造成損害。違反注意義務給對方造成損害的，應承擔過失責任。產生注意義務的前提是雙方具有某種相近關系，沒有這種關系，不應出現損害結果，也不會導致侵權責任。

機構的私教課程，由機構與培訓對象產生法律關系，因機構雇用私教的過失或場地、設施等不符合標準造成的損害，屬于機構違反注意義務，應承擔賠償責任。在一般性體育項目的培訓中，自由私教自帶客戶，基于這一法律關系，因私教的過失造成的損害，由私教承擔責任；但由場地或設施造成的損害，屬于機構沒有履行保障場地或設施安全的注意義務，由機構擔責；對于高危險性體育項目的培訓，由于只能由獲得許可的機構提供培訓服務，自由私教是機構的服務商，一旦出現風險，由機構承擔責任，如果因自由私教的過失所致，機構再根據服務合同追究有過失自由私教的責任。

“黑私教”與機構沒有任何合同關系，在培訓中出現安全事故后溜之大吉，培訓對象無法向機構追究責任，除非該事故由場地或設施的安全問題所致。

防范“黑私教”的法律困境

消費者在場地內接受“黑私教”服務，不同于顧客在飯館消費自帶酒水，而“黑私教”的培訓更像是經銷商未經許可在飯店銷售酒水、飲料。雖然“黑私教”進入場地也購買了門票或年卡，但因其提供有償培訓，失去了消費者的身份，不應再依《消費者保護法》受到保護。

機構投資了大量資金修建場地、購買設施和支付運營成本，而“黑私教”作為經營者，利用場地和設施私自授課并收取費用，屬于損害其他經營者合法權益的不正當競爭行為，應受到《反不正當競爭法》的規制。此外，作為經營者還可以利用其對場地的控制權，在門票或會員卡條款中明確約定不允許“黑私教”在場內授課，并以此作為對相對方的合同約束，不遵守此約定構成違約，應被清除出場并承擔相應違約責任。

雖然對“黑私教”既可追究違法責任、也可追究違約責任，但“黑私教”以消費者的面目出現，加之與培訓對象通過微信進行聯系和收款，甄別“黑私教”和普通消費者存在法律上的困惑。

我國《民法典》和《個人信息保護法》都賦予自然人個人信息權益，這一權益受到法律保護。場地經營者收集或查看消費者的微信等個人信息必須獲得信息主體的同意，否則就是侵害個人信息權益的不法行為。再者，根據信息處理的必要性原則，收集個人信息應當限制在處理目的所需要的最小范圍內。

體育場地經營者為消費者提供健身服務，而收集或查看消費者之間的微信交流信息不是提供健身服務之必須，故以消費者同意收集這些信息作為提供健身服務的前提條件，將違反信息收集的必要性原則，在法律上站不住腳。即便體育場地安裝了圖像采集、個人身份識別設備，根據《個人信息保護法》的規定，這些設備只能用于公共安全所必需。依據目的限制原則，不得用于其他目的，因為這一做法處理了不特定多數自然人的臉部特征、指紋等敏感個人信息。在未獲得信息主體同意的情況下，將拍攝的視頻作為處理“黑私教”的證據，仍然要承擔侵害個人信息權益的責任，何況僅憑輔導他人的視頻也難以區分“黑私教”和“友情賜教”。因此，場地經營者很難查實“黑私教”。

此外，微信交流屬于私密信息，涉及個人隱私權的保護。根據《民法典》的規定，除個人同意或法律另有規定外，任何處理他人私密信息的行為都是違法行為。而《憲法》只允許公安機關或者檢察機關因國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對通信進行檢查，其他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雖然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體育主管部門對高危險性體育項目經營活動依法履行監督檢查職責，但依據法律規定也無權收集和查看個人的微信通信，只能采取其他措施對高危險性體育項目培訓中的“黑私教”進行管理。

結語

“黑私教”頻繁現身體育培訓市場，損害了場地培訓機構的合法權益，且在高危險性體育項目培訓中涉及無照經營和給培訓對象帶來更大風險等問題?！昂谒浇獭币韵M者的面目出現，雖然場地經營方可通過建立合同法律關系禁止“黑私教”從事教練活動，也可依法追究“黑私教”的不正當競爭行為，但查實其身份面臨諸多隱私權或個人信息權益保護方面的法律困惑。

既要防范“黑私教”帶來的問題，又不違反現行法律規定，是體育培訓市場目前面臨的挑戰之一。

聲明：文中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不代表懶熊體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