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8月29日，周琦在社交媒體發文宣布退出整個賽季。CBA官網公布的新疆隊注冊球員名單中，周琦也沒有出現，無緣新賽季CBA已經是客觀事實。
整個局面目前陷入了死循環。雖然對于周琦的評價一直充滿爭議，但不能否認的是，周琦是目前中國最好的內線球員之一，盡管他的NBA之旅以失敗而告終，但是周琦之后再沒有一個中國人登陸NBA，從另一方面也證明了周琦的天賦和能力。在當今中國籃壇，周琦是繼王治郅、巴特爾、姚明、易建聯之后，最具內線統治力的高水平運動員，甚至沒有之一，這樣一位優秀運動員面臨無球可打的局面，不得不讓人有點扼腕嘆息。
作為體育行業的法律從業者，我希望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一下整個事件背后所折射出來的職業體育制度建設以及爭議解決等問題。
獨家簽約權是爭議導火索
2014年1月2日，剛剛年滿18歲的周琦與新疆隊根據當時《中國籃球協會俱樂部、運動隊、運動員和教練員注冊管理暫行辦法（2014年）》的規定，簽下了一份4+2的合同，即四年基礎合同加兩年的優先續約權，當時的CBA關于球員合同的規定，對從青年隊升入成年隊的球員，與母隊簽約規則遵循X+Y模式，即先簽約X年合同，到期后母隊享有Y年的優先續約權，最長6年。
此后周琦成長迅速，尤其是在國際賽場上表現出的防守及外線投射能力，正好符合NBA小球時代對大個子球員的要求，于是2016年NBA選秀第二輪第13順位，休斯頓火箭隊將其選中，但因各種緣由，周琦繼續留在CBA并在2016-17賽季總決賽中幫助新疆隊擊敗老對手廣東隊，奪得隊史第一個冠軍。
2017年夏天，周琦前往NBA追夢，籃協為周琦開具澄清信，證明周琦與新疆隊并無雇傭合同關系，隨后周琦與火箭隊簽下一份4年、前2年薪金有保障的合同。周琦的NBA生涯共上場19場，場均僅得到1.2分、1.2個籃板、0.7個蓋帽的尷尬數據，最終被火箭隊裁掉，他離開NBA的時間是2018年12月17日。
2019年上半年，周琦在離開NBA、準備返回CBA的過程中，曾和包括遼寧隊在內的一些球隊有接觸。但中國籃協發布公告，裁定周琦依舊屬于新疆隊，不允許其自由轉會，這是因為2019年，CBA推出了一項與球員前往海外打球有關的新條款：當一名球員在CBA合同沒有履行完畢的情況下選擇去海外效力，CBA母隊享有他回歸時的簽約權或者合同匹配權，這是最核心的內容。
這個條款可以分為兩種情況：第一種是如果該名球員在海外效力的時間超過CBA原俱樂部合同的剩余年限，那么原俱樂部將擁有合同匹配權；第二種是如果該名球員在海外效力的時間沒有超過CBA原俱樂部合同的剩余年限時間，那么當他回到CBA時需要和原俱樂部重新簽約，履行完剩余年限的合同，該規定因為發軔于周琦前往火箭隊的事情，由此也被稱為“周琦條款”。
既然有規則約束，同時籃協和CBA聯盟也積極斡旋，周琦只能選擇與新疆隊續約，合同期為2年。但由于注冊時間太晚，錯過了2018-19賽季后半程的比賽，他有大半年處于無球可打的狀態。這份合同在2021年7月底到期，按照當時的規定，周琦將在履行完兩年的合約后恢復自由身。但在2019-20賽季，CBA重新修訂了《國內球員聘用合同》，國內球員的合同分為A類（新秀合同）、B類（保護合同）、C類（常規合同）、D類（頂薪合同）和E類（老將合同），D類合同到期后，俱樂部繼續擁有該球員的D類合同獨家簽約權。同時，針對類似周琦這樣的海歸球員，也做了有關規定，如果球員回歸國內前，與之前母隊尚有合同剩余，那剩余部分合同將按規定被記為A類或B類合同，因此此時若按之前周琦與新疆隊簽約的年限來看，周琦與新疆隊剩余的合同，還有2+2優先簽約權。
如今兩年合同期限已過，周琦想要自由身，新疆隊想要使用獨家簽約權、頂薪留住周琦，雙方矛盾再次公開化。2019年續約時，新疆隊按照B類合同給周琦辦理注冊，合同到期后新疆隊擁有D類合同的獨家簽約權。但是周琦方面認為，他與新疆隊續約兩年的合同執行完畢之后，應該獲得完全自由球員身份，理由是周琦和新疆隊是2019年4月重新簽約的，而2019年5月CBA才頒布的新規定，因此周琦當時與新疆隊續約的合同還是應該適用舊規定，即合同到期后，周琦將成為自由球員。
周琦與新疆隊就續約的爭議一路經歷了“CBA聯盟調解——CBA聯賽紀律與爭議解決委員會合議庭仲裁——中國籃協仲裁”三個階段。在此之前，CBA公司稱已通過合規程序完成仲裁，結果是駁回周琦的上訴，目前周琦方面已經上訴至籃協仲裁委，但是周琦方面提供不出新的證據的話，結果不可能更改，從結果來看，CBA官方已經站在了新疆隊這一邊，而至于籃協，估計也不會有啥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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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類合同的獨家簽約權是惡法？
周琦尋求自由身的訴求無非是實現與個人預期相匹配的發展空間和利益，雖然新疆隊拿出頂薪想與周琦續約，只不過新疆隊能提供的頂薪以及發展環境大大低于了周琦的預期。
“……我希望通過我的事情能夠讓CBA聯盟更加規范，真正做到保障球員的合理權利……”從周琦的微博表態來看，矛頭直指損害球員合理權利的獨家簽約權。
從CBA的規則修訂歷史，CBA現行的注冊規則已經在推動球員自由流動和工作合同穩定性方面取得了不小的進步。但是即便作為職業體育市場化程度較高的籃球運動，CBA聯賽各家俱樂部一直處于虧損狀態，而疫情更是讓俱樂部的運營雪上加霜，由于空場比賽沒有票房收入，CBA本賽季各支球隊收入平均減少3000萬，從而導致球隊入不敷出。
從不斷降低的工資帽以及球員頂薪金額來看，近年來CBA的利益天平更傾向于幫助俱樂部緩解運營壓力、縮減開支。對于國內球員的頂薪標準更是下降到600萬元，并且CBA禁止任何形式的陰陽合同，收取簽字費將被視為存在陰陽合同，這無疑導致像周琦這樣的頂級球員收入大幅縮水，而新疆隊可以相對較低的薪資留住周琦這樣的頂級球員，并且球員本身對于規則的修改沒有任何話語權。
表面上看周琦挑戰的是“不合理”的規則，但實質上在集體談判制度缺失的情況下，CBA公司、俱樂部和球員三方之間的利益博弈中，缺少球員利益的訴求表達通道。
挑戰規則，是否應當允許周琦有更多的途徑尋求救濟？
1.周琦可以尋求的救濟路徑
根據《2021-2022賽季CBA聯賽球員選秀、工資帽、聘用及交易管理規定》，中國籃協為《國內球員聘用合同》爭議的最終裁決機構，國內球員爭議解決流程依照“CBA 聯盟調解——CBA 聯賽紀律與爭議解決委員會爭議解決——中國籃協仲裁”進行。
《球員聘用合同》第16.2條-16.4條，“對于針對《球員聘用合同》產生的爭議和糾紛，采取以下方式進行解決：1.爭議方不能協商解決時，任何一方均可向CBA聯盟書面申請調解，達成調解協議的，均必須嚴格遵守；2.CBA聯盟未能調解處理的，任何一方均有權向CBA聯賽紀律與爭議解決委員會申請調解；3.對CBA聯賽紀律與爭議解決委員會調解結果有異議的，任何一方均有權向中國籃協申請仲裁，對中國籃協的仲裁裁決，各方均必須嚴格遵守。”
因此周琦續約糾紛的最終決定權在中國籃協仲裁委，從表面看似乎雙方意思自治已排除了司法管轄，但是該條款合法性真的不存在問題嗎？無論是CBA聯盟還是CBA聯賽紀律與爭議解決委員會，其實都是隸屬于CBA公司的，而CBA公司的股東竟然就是CBA聯賽20家俱樂部，這里面很顯然也包括新疆廣匯俱樂部，這難免不讓人對其公正性和合理性的問題產生質疑，因為CBA公司就是依據公司法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既然是公司，企業利益最大化、股東利益最大化就是恪守不變的原則，指望下屬公司站到股東對立面顯然是不可能的。
而中國籃協仲裁委成立于2018年2月12日，雖然該組織處理的范圍是籃球行業內各種各樣的糾紛、矛盾，也提倡專業化、獨立化，是籃球協會建立新型的議事機制和行業治理模式的嘗試，但是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獨立仲裁機構。
2.周琦與新疆隊的爭議可以尋求司法管轄嗎？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體育法》第32條規定，在競技體育活動中發生糾紛，由體育仲裁機構負責調解、仲裁。體育仲裁機構的設立辦法和仲裁范圍由國務院另行規定。目前，國務院尚未規定體育仲裁機構的設立方法和仲裁范圍，法定的體育仲裁機構并未在我國設立。中國籃球協會仲裁委員會并非《體育法》32條規定的體育仲裁機構，因為體育仲裁機構的設立辦法和仲裁范圍由國務院另行規定，中國籃協僅僅是單項體育協會內設的爭議解決機構，并非《仲裁法》所規定的仲裁機構。
除此之外，《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都是全國人大層面的立法，籃協的規則只是行業內設規則，法律層級角度來說甚至都不能稱為法律淵源體系之內的一員，籃協的規則顯然不能改變全國人大的法律規定，剝奪球員們的司法訴權，即使雙方當事人認可了籃協仲裁委員會作為爭議解決機構，但是由于其并非《仲裁法》所規定的仲裁機構，如果簡單因為達成了這種所謂的仲裁協議從而直接剝奪了運動員的訴權有違基本法理。
對于本次周琦和新疆隊的爭議來說，CBA的規則是否合理，球員職業合同中是否是霸王格式條款，是否嚴重侵害了運動員合法權益，此種規則是否與勞動法勞動合同法等基本法存在嚴重沖突，是否因為違反強制性規定而無效，這些事情顯然不應該簡單交給行業內部隨意評判了事，適當的司法介入是必要的、也是必需的，在國務院尚未設立體育仲裁機構的情況下，將籃球行業的所有糾紛一概歸于籃球協會內部的仲裁機構處理，排除法院對法律法規授權管理行為的司法審查，顯然違背法理，變相剝奪了當事人的訴權，也不符合《體育法》的立法本意。
3.體育自治的合理性以及相關邊界
本次周琦和新疆的爭議問題也再一次看出來，體育爭議具有一定特殊性，鑒于體育行業確實存在一定特殊性，完全將體育行業的管理推給司法機關也是不現實和不符合體育產業發展實際的，由此應運而生了“體育自治”的概念和理念，體育自治就是一種自我約束、自我管理，排斥外部所施加的干涉和影響的狀態，具有一定的封閉性，目前的實際情況看來不僅僅是一種行業治理的現狀，而且已經發展為了體育自治權。體育自治權來源于私人權利，具有明顯的“權利”屬性，并以此為基礎形成了頗具特色的體育自治管理體系。
但是體育自治權產生于體育活動參與成員的權利讓渡和自愿認可，體育自治權是典型的集體權利，與個人權利具有發生沖突的必然性，因此必要的司法介入還是非常有必要的，體育行業管理分為法律法規授權管理和依行業規章自律管理，這里面需要細分司法介入的尺度和分類，這是一個系統工程，放眼海外，我們可以根據一些案例看出端倪。
以NBA為例，NBA一樣存在類似于我們CBA聯盟爭議解決委員會或者籃協的仲裁機構，但是《NBA勞資協議》授權其進行仲裁的事宜和范圍是存在嚴格限制的，比如球員統一合同、工資帽、新秀合同、NBA選秀、自由球員等，除此以外的實體問題裁決應當在紐約州美國紐約南區聯邦地區法院通過司法程序解決。
因此對于體育自治的邊界問題才是一直值得關注的，隨著體育百年來的發展，已形成一套自成體系的規則，體現在各個體育組織的規則和章程中，同時體育糾紛內部解決機制也已經相對成熟，各國也基本達成共識——法律在體育領域的運用應符合體育的特點，為體育管理機構設定了自治領域，如果超出自治領域界線后法院會行使司法干預，但是這個尺度和界限以及平衡點也確實是當前世界各國理論界和司法界爭議的焦點，不過鑒于我國當前連法定的體育仲裁機構都沒有，這個層面還遠未達到需要討論的程度。
獨立體育仲裁機構的缺位
前文已提及，體育爭議不同于一般的民商事爭議，像周琦這樣的體育明星受到公眾更多的關注，同時在遵守相關法律法規的前提下，還需要考慮到體育行業的特殊性以及體育領域的一些特殊行業慣例和行業規則，因此很多國家都成立了體育仲裁機構，無論是獨立體育仲裁機構還是在商事仲裁機構下設體育特別仲裁庭。但遺憾的是26年過去了，我國依然沒有設立體育仲裁機構，但隨著體育產業不斷發展，設立體育仲裁制度的呼聲越來越高。
我認為建立國內體育仲裁機制，有兩個不同的思路，一種是模仿建立專門處理國內體育糾紛的獨立機構，這個也是大多數國家采用的；另一種是參照美國的仲裁機制，在一個成熟的大型商事仲裁機構里，嵌入體育仲裁的專業規則和內容。
同時值得一提的是，西安仲裁委員會敢為人先，在十四運之際，率先做出表率，2021年7月23日，西安仲裁委員會設立了體育商事仲裁院，填補了我國在在設置受理與體育相關的商事糾紛專業仲裁機構的這一領域的空白，也為我國體育糾紛解決與國際慣例接軌的邁出了勇敢的一步，體育爭議解決機制的不斷完善不僅可以推動體育產業的進步發展，更是我國從體育大國向體育強國發展的必由之路，但是究竟如何推進發展，是否突破現有框架體系仍然存疑。
聲明：文中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不代表懶熊體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