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劉曉
故事片還是紀錄片，這是擺在《奪冠》導演陳可辛面前的一道題，同時也是擺在所有中國體育電影面前的一道題。
在2019年國產電影總票房已經達到411.75 億元（國家電影局2019年12月31日公布數據）的今天，用工業化、商業化的模式和思維去打造一部電影已是共識，同時，這也是具備充足資金和專業團隊就有能力辦到的事情。但是，如何講好一個故事，特別是講好一個體育故事，或許是我們當下面臨的最大難題。
在這一點上，陳可辛導演的《奪冠》（原名《中國女排》）做了一次有意義的嘗試。
隨著新冠疫情逐漸得到控制，電影市場逐步放開，《奪冠》也終于在不少影迷的期待中正式上映，得以在影院面對觀眾。此前，在懶熊體育組織的體育CEO百人觀影團觀看《奪冠》提前點映后的交流環節，陳可辛導演跟我們分享了兩個故事。
▲懶熊體育組織的CEO觀影團，陳可辛和白浪到場交流。
其一是80年代那場戲中，老女排隊員的角色是從2000多個應征者中選出的十幾個人，然后接受表演培訓一個月。這些人都是排球運動員，他們其實都有進國家隊的夢，到最后，他們是真的在展現自己。
其二是現任女排隊員們參與拍攝的部分，她們一共只有9天時間，其中還包括參與國慶閱兵的1天，剩下8天每天要拍攝21個小時，但是她們基本都是一條過，甚至有時隊員自己會修改劇本（讓故事變得更真實），對于陳可辛導演來說這都是很奇妙的體驗。
從這兩個故事可以看出，在電影拍攝專業化乃至工業化這方面，我們已經有了長足的進步，從選角到拍攝，都可以動用各方面強大的力量帶來高效率的產能，保證電影的基本品質。這從實際的成片效果上也可以看得出來，因為比賽部分大量采取專業運動員甚至女排運動員本人進行拍攝，競技表現力十足，完全可以讓觀眾在欣賞電影的同時感受到排球運動的魅力，這也是體育電影最基本的，應該給觀眾帶來的東西。
更高一層的，就是故事了。
盡管女排是一個群像，但在整個中國體育領域，恐怕都沒有比她們更好的主角了。但隨之而來的問題是，中國人對這段歷史太熟悉了，如果完全遵照事實來拍，很容易給人產生一種紀錄片的感覺，但《奪冠》是一部商業電影，它不是單純對歷史的二次還原，它需要奉獻給觀眾更加精彩的情節和演繹。
從素材角度來講，榮譽無數、金牌傍身的中國女排在過去40年的發展歷程中不缺英雄更不缺故事，從上世紀80年代的五連冠，到2019年再奪女排世界杯，這支隊伍幾起幾落，卻總能從絕望之中奮起，帶給整個中國感動和驚喜。
對于《奪冠》來說，或許最大的難點在于，如何選取素材和主線，并將最精華的內容凝練在120分鐘的電影之中。由于時間跨度長、所涉及的人物和故事眾多，如何取舍是非常考驗主創團隊的一道難題。與此同時，在觀眾熟悉的女排奪冠故事背后，如何通過這部電影展示一些不為人知的細節，在真實事件和原創情節尋求能夠帶來最佳觀影感受的微妙平衡，都將最終影響電影成片的品質。
實際操作中，《奪冠》選取郎平作為主線人物，貫穿了中國女排近40年間的多個重要節點。在這個題材下選郎平作為主角，應該是個很順理成章的決定，但具體選擇哪幾段故事、哪幾場比賽來呈現整個中國女排的形象，則體現了創作團隊的一些心思。在全篇重點表達的三場比賽中，除了對日本隊一戰是中國女排奪冠之戰外，其余兩場包括北京奧運會輸給美國——在這一場里，郎平更是以中國女排的對手身份出現——以及里約奧運會淘汰賽第一場，中國女排力克實力強勁的東道主巴西。
比起單純的奪冠，失利后的痛徹心扉，往往更能通過復雜的情感交錯打動觀眾，引起更大范圍的共鳴。本片所選取的對巴西那場比賽，雖然只是一場首輪淘汰賽，但中國女排在小組賽成績不佳，對手是實力極為強大的多年苦主且坐擁主場之利的情況下，那種絕境中迸發出的力量與堅持，更是女排精神最好的詮釋。
除了對比賽的呈現，《奪冠》中還安排了大量文戲，詮釋主角們的成長、沖突與心路歷程。期間包含壓力面前的堅持，但同時也有退縮；有對目標奮斗的堅定，同樣也存在現實中的自我懷疑甚至放棄。值得一提的是，那些在影片中飾演自己的中國女排的現役隊員們，在這些故事性情節中的表現同樣非常出彩，不管是朱婷面對鏡頭的獨白，還是張常寧習慣性在發球前“轉沙子”的細節都非常真實有張力，他們作為非專業演員卻也能通過自己的表演讓屏幕前的觀眾有笑有淚。
盡管在專業體育人和專業影評家的眼中，《奪冠》這部電影或許會有許多這樣那樣的不足。但從中國體育電影的發展歷程來看，它仍不失為一部故事完整，主線清晰且能夠彰顯運動魅力的體育電影。能夠通過對熟悉的故事與情節的處理，讓觀眾重溫中國女排曾經帶給我們的激情與感動。相信在這部作品的嘗試與啟發之下，未來中國能夠陸續誕生更多，講述更好故事的體育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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