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反脆弱對抗經濟波動，在不確定性中獲益。2019年進入倒計時，懶熊體育以“反脆弱”為主題，特別推出一組產業觀察和公司訪談。本文主要探討在足球小年，中國足球脆弱背后，是否蘊含著一些希望。

當歷史回顧2019年時，這將是中國足球改革值得記憶的時間節點之一。

隨著廣州恒大在主場戰勝上海綠地申花，2019賽季中超大幕落下帷幕，2019年所剩的最后懸念是12月6日的足協杯決賽，這場比賽不但決定足協杯的冠軍，還將決出的最后一個下賽季亞冠席位歸屬權。職業聯賽的2019年漸入尾聲，但中國足球的工作仍將繼續，尤其是繼中國籃球在世界杯鎩羽而歸后，中國足球也在里皮離任之際迎來了“脆弱時刻”。

不過，比起中國男籃在家門口舉辦的世界杯上鎩羽而歸之后的口誅筆伐，國足在年初阿聯酋舉行的亞洲杯上慘敗伊朗被拒之四強門外之后，足球迷相對“冷靜”地接受了這一切。

▲里皮的國家隊教頭生涯正式結束。

兜兜轉轉又回到原點，中國足球的2019年始與末是里皮的兩封“分手信”。

年初，在亞洲杯完敗伊朗的賽后新聞發布會上，里皮第一時間告訴記者將不再續約，離開的態度毅然決然；隨后在各方面推動下，里皮回心轉意重拾教鞭，然而復合的結果不過是重蹈覆轍，11月客場遭敘利亞絕殺時后，里皮再一次在賽后新聞發布會宣告辭職，此役一別或許不再會有任何轉機。在成王敗寇的競技體育里，里皮的情緒和球迷遙相呼應，將對國足的期待一降再降。

不過事實上，雖然客場負于敘利亞出人意料，但國足目前在40強賽的命運還掌握在自己手中，加上多位歸化球員將在2020年就位，中國足球遠談不上絕望。更重要的是，綠茵場只是足球產業的冰山一角，除了國家隊的成績，聯賽管理和商業開發等方面的變革和舉措，可能更能決定中國足球的未來。

2019年國際足球的小年，但絕對稱得上是中國足球的大年，回顧今年的職業聯賽，最重要幾項落地的改革方案。

“中國足球走在改革路上”這句口號在2019年轉化為了實際行動，首當其沖的，是自2018年由中赫國安牽頭操作候永永的歸化手續起，恒大、申花、建業等多支中超球隊加入歸化隊列，一時間“歸化”成為中國足球最熱的話題。經過了一年的洗禮，從足協到球迷，都對歸化一詞有了深入理解，2019年亦可稱為歸化元年。在11月的中超投資人會議上，足協逐漸完善聯賽中對歸化政策的使用機制，對以候永永、李可為首的“華裔血統歸化”，和艾克森等“非華裔血統歸化”實行對應的出場政策。

總而言之，這場沸沸揚揚的歸化運動沒有停留在紙上談兵，9月9日的國足客戰馬爾代夫的世預賽上，艾克森成為中國足球歷史第一位披上國家隊戰袍的歸化球員。并且，2020年還將有新一批球員符合國際足聯的歸化政策，“充實”中國足球的人才儲備。

▲中國足球視歸化為進軍世界杯的希望。

歸化之外，中國足球在去年職業聯賽總結大會推出的“四大帽”相關政策中的限薪令政策，也在今年得到了推進，根據《人民日報》在11月披露，中國球員的限薪將有大動作，中超俱樂部不得超過1000萬人民幣，中甲和中乙聯賽下賽季的頂薪分別是500萬元和300萬元。

不光是聯賽層面的改革，中國足球還在2019年迎來了新一任中國足協主席陳戌源（相關閱讀：陳戌源上任，中國足協首位專職主席能帶來什么？）。作為第一位非體育系統出身的足協專職主席，陳戌源在5月份成為足協換屆工作籌備組組長后開始接手中國足球的工作。甫一上任，陳戌源就展示了對足球市場化的熱情，著手推動中超職業聯盟的落地工作（相關閱讀：職業聯盟將掛牌，中超真正走向市場化？）。中超公司在2019年開始走向歷史，成立職業聯盟的初衷是將聯賽交給投資人，就像職業聯盟籌備組召集人黃盛華在10月召開的通報會上說的：“世界上沒有聯賽是投資人一直在虧錢的，所以投資人和足協成立職業聯盟的意愿是一致的，希望從市場上得到相關回報。”

中國足球和籃球同時走在改革的道路上，但姚明和陳戌源手握的籌碼和眼下面臨的挑戰皆不同，也有截然不同的脆弱面：于籃球，人們擔心的是競技成績羸弱會直接影響籃球行業發展；于足球，中國足球的市場表現持續走高，反倒是擔心賺的盆滿缽滿削弱國足的斗志。從發展的角度而言，籃球的脆弱面源于對行業寒冬的擔憂，足球的脆弱面則是對管理能力的信任。

中國足球從不缺希望，即便是在足球小年，依然拿下了兩項洲際賽事的承辦權，6月，亞足聯在巴黎召開特別代表大會，確定中國獲得2023年亞洲杯舉辦權；10月，國際足聯在上海召開理事會，宣布2021年世俱杯落戶中國。

如果說忙碌的足改是為提升國足競技成績，那中國足球的市場的反響則展現了另一面。德勤發布的《中超聯賽2018商業價值評估白皮書》顯示，預計國內本土賽事贊助市場規模在2022年達到42.4億元；其中足球贊助規模將達到22.7 億元，占到體育贊助規模的 54%，可以說無論國足表現成功是否，中國人對足球的熱情都是毋庸置疑的。

▲足球市場巨大，但缺乏對應的管理體系。

2021年世俱杯將是中國繼2004年亞洲杯后，再次迎來頂級足球賽事，從長遠的角度來講，這兩項賽事的時間節點頗有玩味，眾所周知歸化政策的核心就是短時間內迅速提升國足競技實力，對于志在沖擊世界杯的中國足球，2023年正值歸化工作的5年分水嶺，屆時在家門口亮相亞洲杯時，能否組建出一支“理論最強”的國足創造歷史？而將改制后的首屆世俱杯放在中國，顯然國際足聯醉翁之意不在酒，比起提升賽事的品牌價值，更像是因凡蒂諾對中國舉辦國際大賽的能力，從基礎設施、贊助商、球迷、市場等多方面進行全方位考核。如果一切順利，或許也是對未來中國舉辦世界杯的最好預演。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2019年對于中國足球或許是充滿“脆弱”與遺憾的一年，但或許也是在改革和調整中，為中國足球未來搭建藍圖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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