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2月17日，中國籃球協會官網發出處罰通知，認定新疆廣匯籃球俱樂部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新疆廣匯）存在參賽主體混同等問題，構成注冊違規，并對新疆廣匯作出處罰。
經調查，新疆廣匯利用所獲準的注冊資格，未經注冊機構批準，將其實際運營、管理等核心業務轉由非注冊主體之關聯公司開展；在組織機構（公司高管、工作人員、實際辦公場所、聯系方式等）、財務管理、業務經營、俱樂部注冊和準入等方面，新疆廣匯與其關聯公司存在人格混同；新疆廣匯提交的準入評估文件（2019-2020、2020-2021和2021-2022賽季）中，混入具名為其關聯公司文件；新疆廣匯未按照注冊、賽事準入等規定要求，聘用教練員、工作人員，亦未按照相關法律、法規要求，承擔對運動員薪酬支付的義務。
基于上述，新疆廣匯嚴重違反《中國籃球協會注冊管理辦法》，構成注冊違規。根據《中國籃球協會紀律準則和處罰規定》第七條、第五十九條和第六十九條和《中國籃球協會注冊管理辦法》第一百六十五條等相關規定，對新疆廣匯作出如下處罰：
一、對新疆廣匯予以通報批評；自處罰決定作出之日起一年內，限制注冊新運動員，即在前述期限內，除2022-2023賽季已經完成有效注冊的國內運動員外，不得注冊新增的其他國內運動員（含預注冊運動員），禁止參加或進行國內運動員轉會交流；
二、新疆廣匯在同期內進行整改，以符合《中國籃球協會注冊管理辦法》和相關管理規定的要求。
調查同時發現，中籃聯（北京）體育有限公司與新疆廣匯及其關聯公司發生資金往來，雙方均違反中國籃協注冊、賽事準入等管理制度及《CBA聯賽辦賽權授權協議》，違反相關財務、稅收等管理規定。中國籃協將對中籃聯公司做進一步處理。
一石激起千層浪，這一紙處罰引發了體育行業內以及法律界的激烈討論，隨后新疆廣匯針對中國籃球協會紀律與道德委員會2月17日下發的處罰決定，回應表示俱樂部未有損害比賽公平、行業環境及球員權益之事實發生，要求立即撤回本次處理決定，否則不惜一切代價維護其自身合法權益。
本文單純從法律視角來討論，不涉及太多價值判斷，不對里面的是非對錯給出評價，且因該處罰決定新疆廣匯還有上訴至體育仲裁委的權利，該決定目前是否是最終生效尚屬未知，后續結果我們也將持續關注。
關于公司經營合規層面
中國籃協針對新疆廣匯隊的處罰依據基本涉及到的是經營違規的一些問題，籃協認為新疆廣匯有這幾個不合規的行為：
第一，新疆隊利用所獲準的注冊資格，未經注冊機構批準，將其實際運營、管理等核心業務轉由非注冊主體之關聯公司開展；
第二，在組織機構、財務管理、業務經營、俱樂部注冊和準入等方面，新疆隊與其關聯公司存在人格混同；
第三，新疆隊未按照注冊、賽事準入等規定要求聘用教練員、工作人員，也沒有按照相關法律、法規要求承擔對運動員薪酬支付的義務。
上述籃協主張的事實，如果證據確鑿且最終得到稅務機關和司法機關確認，那從公司經營合規角度來說確實存在問題。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征收管理法》，納稅人偽造、變造、隱匿、擅自銷毀帳簿、記帳憑證，或者在帳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或者經稅務機關通知申報而拒不申報或者進行虛假的納稅申報，不繳或者少繳應納稅款的，屬偷稅。對納稅人偷稅的，由稅務機關追繳其不繳或者少繳的稅款、滯納金，并處不繳或者少繳的稅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罰款。
公司的經營主體是新疆廣匯俱樂部，其承擔包括球員薪酬在內的必要運營支出，也就是新疆廣匯俱樂部必須是納稅的主體，但是如果說讓其他公司支付薪酬，而且從籃協文件表面判斷來看，應該還不止球員薪酬這一項存在體外公司運轉的情況，那么會導致稅務核算的時候公司實際經營情況的流水并不準確，造成國家稅款流失，實際上類似的情況不止體育行業，尤其集中在企業進行擬IPO合規整改階段，公司通過體外代付薪酬是一種典型的偷稅行為，為了逃避個稅，公司通過關聯方來代發薪酬，關聯方把這部分代付薪酬作為應付款來處理。但是新疆隊是否違反上述規定以及究竟如何違反，由于我們并未看到相關證據材料，也沒有詳細看到籃協處罰的說理依據，對于如何具體違反，目前還不得而知。
目前新疆廣匯已經公開反駁了籃協的說法，認為沒有事實和法律依據，也沒有相關行業處罰的依據，新疆廣匯對于籃協的處罰決定給予了回擊和質疑，這里需要明確的是，中國籃協只是行業內的同業經營者基于共同目的或利益以協議或章程形式形成的自律監管行業組織，當其從事服務、協調或一般性自律等行業管理行為時，其身份是行業管理者，因此作為行業自律管理組織而言，新疆廣匯是否存在稅務違規問題中國籃協無權進行認定，我們也未見公開信息顯示新疆廣匯受到稅收違反的處罰或者調查，所以籃協發布的公告并不能說新疆廣匯這些行為就真的坐實了，具體還是需要后續稅務機關和司法機關認定新疆廣匯的這些行為，所以這個事情現在不能直接下結論說，新疆廣匯存在稅務違規問題。
關于體育法層面
籃協針對新疆廣匯以及可能未來針對CBA聯盟的處罰還只是行業內的自律處罰，范疇目前還屬于體育行業內的爭議糾紛，鑒于體育行業確實存在一定的行業特殊性，某些規則是自成體系的慣例，如果完全將體育行業的糾紛管理推給司法機關不現實，也不符合體育產業發展實際的，由此應運而生了“體育自治”的概念和理念，所以籃協對于CBA聯盟和新疆廣匯的管理，屬于體育自治權力。
體育自治就是一種自我約束、自我管理，排斥外部所施加的干涉和影響的狀態，具有一定的封閉性，但是體育自治權產生于體育活動參與成員的權利讓渡和自愿認可，目前來看，這個事情更多的還是行業自律范疇。
2022年6月24日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體育法》于2023年1月1日起正式實施。根據新修訂的《體育法》第九章第九十三條規定：“國務院體育行政部門依照本法組織設立體育仲裁委員會，制定體育仲裁規則。”根據新《體育法》的規定，體育仲裁委員會負責處理紀律、體育特殊性糾紛，具體受理范圍規定：當事人可以根據仲裁協議、體育組織章程、體育賽事規則等，對下列糾紛申請體育仲裁:
1. 對體育社會組織、運動員管理單位、體育賽事活動組織者按照興奮劑管理或者其他管理規定作出的取消參賽資格、取消比賽成績、禁賽等處理決定不服發生的糾紛；
2. 因運動員注冊、交流發生的糾紛；
3. 在競技體育活動中發生的其他糾紛。
《中華人民共和國仲裁法》規定的可仲裁糾紛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規定的勞動爭議, 不屬于體育仲裁范圍。
根據前述條文，受理范圍中，第一項糾紛可歸納為對紀律處理決定不服發生的糾紛，包括但不限于興奮劑違規、假賭賽、針對工資帽或其他賽事規則的處理決定異議等，籃協針對新疆廣匯的處罰即屬于這一類糾紛，處罰效力僅僅局限于籃球行業內，處罰后果就是禁止注冊球員和轉會之類，因此新疆廣匯基于前述條文規定還是有救濟途徑的，中國體育仲裁委員會也于前幾日揭牌成立，所以新疆廣匯如果不服籃協處罰，可以上訴至剛成立的體育仲裁委。
關于更深層次問題的不成熟思考
2018年夏天，CBA聯盟出臺新版球員球隊合同規定，同時出臺了標準合同模板，這就是日后所謂ABCDE類合同的來源，這也是本次事件核心人物周琦涉及的關于頂薪D類合同可以強留球員的規定淵源。
按照CBA的規定， D類合同是為球星們定制的一種合同，因此其薪資待遇是所有合同中最高的，一支球隊最多可以和三名球員簽訂D類合同，這三名球員必須是隊內薪資前三，三人中工資最高者年薪可以達到工資帽的25%， D類合同到期后，俱樂部繼續擁有該球員D類合同的獨家簽約權。
眾所周知，大多數CBA球隊運營壓力很大，幾乎都是賠本賺吆喝。除此之外，青訓也是不可回避的重要議題，青訓投入的巨大成本都毋庸置疑，畢竟青訓成材率極低而且具有很強不確定性，CBA青訓梯隊的大部分人可能永遠無法達到CBA的水平，即便是一切順利，這其中的佼佼者后來打上CBA成為了角色輪換球員，球隊也難以從這些普通角色球員身上獲取任何實質性利益，可能只有打到當家球星數據狂魔級別的球星，才能真正保證俱樂部權益，畢竟球星真的太稀缺了。那么站在球隊樸素的投入產出比的商業邏輯立場，當然會把過去長時間內為這一批青訓小球員負擔的全部費用成本，都算到個別“明星”球員頭上，這就是為了防止各隊惡意挖角的“頂薪續約權”規則體系的整個邏輯起點。
在規則允許范圍內保護青訓投資者的利益是無可厚非的，但是青訓是需要秉承長期主義的多方參與，遵守規則、恪守契約、持之以恒，才能培養出更多好苗子，為中國籃球輸送更多高水平人才，畢竟是為了整個聯盟商業體系的良好運作，當前來看，球員的利益似乎并不是最主要的，“戲臺”搭下去并且良好運營，才是長久之計，不過在集體談判制度缺失的情況下，CBA公司、俱樂部和球員三方之間的利益博弈中，也確實缺少球員利益訴求的表達通道。
俱樂部的利益需要保護，球員的利益一樣需要保護，在現有制度下，徹底解決球員與俱樂部之間的矛盾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我們還是得期待體育職業化和商業化程度的進一步發展提高，因此除了適當借鑒NBA交易規則體系之外，足球的一些規則未嘗不可參考，比如聯合機制補償和培訓補償，同時CBA聯盟可以考慮給出一個“轉會指導價”，這個指導價可以結合球員效力的年限、為球隊取得的成績，甚至還有對國家隊的貢獻綜合給出，類似于足球世界中的“違約金”和“買斷”條款，在工資帽以及財政法案的范圍之內行使。
除此之外，體育糾紛內部解決機制還需要進一步明確和完善，雖然各國基本達成共識——法律在體育領域的運用應符合體育的特點，為體育管理機構設定了自治領域，如果超出自治領域界線后法院會行使司法干預，比如面對公司法層面上的公司經營稅務合規問題，交給自律組織去調查和管理是否妥當？體育自治與司法介入的尺度和界限以及平衡點，確實亦是當前世界各國爭議的焦點，我國體育仲裁機構正在建立，這個層面亦屬于該討論和研究的話題。
聲明：文中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不代表懶熊體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