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報道，足協又對男足隊員們給出了新的降薪計劃。俱樂部頂薪從500萬/年降到300萬每年，而且這種頂薪名額每個俱樂部只有三個。
對于以前足協的降薪令，輿情媒體方面還是有些爭論的，而這次已經幾乎一邊倒的支持降薪。
這種意見偏向的產生倒不是因為男足又沒能踢進世界杯，更重要的，他們在大年初一輸給了越南，而幾乎同期，女足卻贏得了亞洲杯冠軍。
對很多足球運動愛好者來說，給男足運動員降薪的確解恨，但這真的是個有效解決問題的方式嗎？恐怕正好相反。
先說說足協給職業男足運動員降薪，從道理上看是不是存在障礙。
那些原本拿幾千萬甚至上億年收入的足球從業者從某些角度看，的確名實不符。但很顯然，它不是足協該管的事。
這類似一個行業主管部門去干涉某個企業給員工發多少工資的事。給員工的工資水平更應該是企業的董事會決定的，而不是行業主管部門，因為錢是股東的，在不違法的前提下，有關部門管不著。
更確切的說，足協其實是帶有從業者工會的性質的，如果俱樂部給球員發的工資過少或者拖欠，他們是應該干涉的。而工作人員工資過高，他們倒沒必要管。因為沒人愿意當冤大頭。
而且從另一方面講，如果把給男足運動員降薪看作一種沒能在國際比賽中取得好成績的懲罰。那么更應該懲罰的是誰，我倒覺得應該是足協。
舉個例子，假設一家公司設計了一座大廈并準備拿它參加世界建筑大賽。這家公司外招一幫民工經過一段時間把樓蓋完了，但參賽結果令人失望。那么公司要根據KPI進行賞罰，更應該承擔責任的是誰呢？那些民工還是公司負責這個項目的人？
當然，也可以民工和項目負責人都不罰，但只罰民工肯定不合適。
再一個，足協給職業運動員降薪有效嗎？從兩方面看，效果都不怎么樣。
首先是足協降薪令能不能真正對從業者起到降薪的作用？
夠嗆。
雖然足協能下所謂的“命令”，但真正的控制按鈕卻掌握在俱樂部管理者手里。如果俱樂部想留住某個隊員，把錢塞給你的方式多了——隨便舉個例子，如果某個有價值隊員需要的高薪超過限薪令規定，那么俱樂部完全可以通過控股方給他在集團里再找個兼職，另付一份工資。那個集團總不在限薪管理范圍內吧。
當然另一面，俱樂部要想給一個運動員降薪或者轟走誰，辦法也多了——各位在各自的公司，沒經歷也見過這類事吧。
其實足協在好幾年前就喊著給男足降薪了。不過從統計數據看，各個俱樂部給隊員的總支出在2021年以前根本沒有減少的意思。而后來發生的員工工資支出降低也并非因為俱樂部經營者執行了足協的命令，而是好幾家控股公司的運營現金流出了問題。
另一個無效表現在，即使降薪真的落到實處，對提升中國足球的國際比賽成績也毫無效果。
即使無論是橫著比還是豎著看，都是這樣。
你聽說過哪個國家足球隊通過大幅度降低球員收入反而取得更好成績的嗎？反正我是沒發現。
反而是在這次國家隊出征12強賽之前，就已經在很多俱樂部發生了實質性降薪以及有關部門可能發布降薪令的消息提前有散播，才導致中國隊這次系列賽的狀態萎靡。
很可能參賽隊員實質收入減少才是中國隊這次如此糟糕的真正原因。雖然增加收入不一定讓中國隊能進決賽圈，但降低收入絕對能讓他們輸給越南隊。
當然了，“降薪令”對中國足球豪無價值足協不一定不知道——他們運維項目這么多年了，怎么會不清楚。但他們還是這么做，大意不過是為了配合國家隊輸給越南造成的民怨沸騰，挫辱一下那些足球大爺。然后一些媒體再跟上報道下，足球運動員說自己交不起房貸，吃不起海參——這會讓全國足球愛好者心里更好受一點而已。
令人想“嚴懲”男足還有另外一個原因，那就是前邊提到過的，女足在男足大敗的前后腳就奪下了亞洲杯。
你看，同樣的管理環境，同樣的作戰半徑——都是在亞洲，同樣的人種，男足輸掉內褲，女足卻拿了冠軍，難道這還不能證明一切問題都在那一撮養尊處優的運動員身上嗎？
然而并不是。
在這，我們還要說一下體育項目的分類。一類是那種人們愿意參與、愿意觀看、投資方和廣告商愿意投資的項目，我們叫它“真好玩”項目。
另一類項目，是參與者少、觀眾少、獲得投資困難的項目，我們叫它“苦孩子”項目。這種為什么叫苦孩子項目呢？就是有管理者從基層民眾中挑選那些身體條件不錯意志品質堅強的孩子，打小就封閉式苦練，不斷汰弱存強，然后到達一定年齡后就去參加成人比賽。這些運動員基本都是苦孩子鍛煉出來的。
我朝的體育項目，從國家到各省市，原先都是這個“苦孩子”套路，但到改革開放后，有的“真好玩”項目逐漸分化出來，作為體育管理改革的試點，這里就包括男足。而屬于同一項目的女足卻還是更多保留了“苦孩子”體系的特征。
可以肯定，在整個大的體育系統里，是否被被作為改革試點并不是領導們拍腦袋決定的，而是取決于外部市場是否有人買單。
男足在全世界大概都屬于真好玩項目，一經推向市場就受到企業和廣告商的歡迎。而女足不但在中國，即使是足球項目相對發達的國家也普遍被認為是苦孩子項目——目前為止，似乎沒有一個國家能形成一個商業價值比較高的職業女足聯賽——女足的參與者少，觀眾少，資本投入也比較小，最關鍵的原因是，成功女足運動員的形象不符合社會對女性審美要求。
其實這一條大概是鑒別體育項目是真好玩，還是苦孩子的最終指標。成功運動員的形象對社會普遍的審美情調的呼應程度，就是體育項目真好玩水平的高低（不包括日本的相撲）。
中國女足相對男足更多的保留了苦孩子體系的特征，更多的原因其實也是由于市場的不認可女足項目造成的。但也正是由于這一點，使得女足更容易在國際比賽取得好的成績——原因也很簡單，在其他大多數國家人們對女足興趣小參與程度低，而且較少有強力管理部門對苦孩子體育項目進行推動。
競爭對手少而且較弱，造成女足更容易出好成績。這個因素可能是中國女足勇奪亞洲冠軍最大的外部因素，它起到的作用甚至接近于女足的頑強戰斗精神。
還是回到我們最開始的問題上來——男足運動員的收入。為什么這些大爺的收入已經如此之高，而成績卻那么萎靡。這簡直是聶魯達詩中所述的“愛如此短，遺忘卻這么長”迷思的中國足球版。
這其實是個非常復雜的問題，它的形成基于很多要素的積累，在以前我寫的一個關于國內外職業足球運動員收入水位差的專欄也說的是這個事。但可以肯定最關鍵的一個問題是，中國男足的市場化職業化的演變道路上有一個沒有解決好，而造成了運動員收入的堰塞湖現象。
這個問題就是男足參與者的來源和職業俱樂部人員需求的對接問題。
其實一個體育項目要有高水平基本就是要解決好三個問題，誰來看，誰投錢，誰來玩。
前兩個問題，男足的誰來看問題根本就不用解決，中國人本身就對這項運動抱有很高的熱情。
第二個問題，誰投錢？
中國足球管理改革在2009年到2010年的時候正好碰上了中國的流動性外溢，此后十年，中國足球進入了所謂的“金元時代”。很多糊涂人認為錢太多是造成中國足球水平下降的重要原因——這么看問題的人，真是我見過的在“拉不出屎怨地球引力變小”的邏輯上走的最遠的那一批。
實際上，在“金元時代”有關部門是最有資源來解決棘手問題的時間窗口，但他們似乎在需要做的事情上推動非常有限。
最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就是第三個問題，誰來玩——也就是形成運動員產生以及有效的篩選市場機制。
這種機制在歐洲是自下而上的。他們先有了業余愛好者，然后逐漸產生了職業俱樂部。在美國更加直接，他們的主流真好玩項目是先有俱樂部，然后通過商業化手段促成了從高中到大學的人員養成機制。
從中國的情況看，大概更適合學習美國。由俱樂部開出高薪和描繪星圖大道，高中和大學對口進行培養。管理者在其中充當的角色就是輔助建立這個體系，完善并監督人才交易市場的合理運行。最適合做這件事的就是在十年的金元時代。
而沒有做好“誰來玩”機制的結果就是，造成原有高水平球員成為稀缺品，資本堆積到這些人身上，形成高收入低產出的反市場現象。
未來提高中國足球水平的問題不是更容易，而是更難解決了——原因簡單，沒那么多錢了——而更可怕的是，讓中國男足學習中國女足，也就是把現在男足半桶水的真好玩模式倒退回女足的苦孩子模式，那真的就要“永墮無間道”了。
我預計自己活到88歲，如果真的出現男足管理的倒檔模式，大概這輩子是不會看到中國足球強大的那天了。
聲明：文中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不代表懶熊體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