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兒坐下來，跟同樣坐在沙發(fā)上的父親進行告別。她因為交了新的男友，需要從現在的倫敦搬去巴黎。患有阿茨海默癥患者的父親，像一個孩子般哭著問女兒：“那我呢？”女兒回答：“你會留在倫敦。”然后女兒語速緩慢地說：“你也看出來了，這對我很重要，我真的很愛他。我可以常回來看你，比如周末。”

這是2021年上映的電影《困在時間里的父親》的一幕，大齡女兒面對感情、父親的陪護以及人生很多抉擇，一直處于焦慮之中，最后不得不把父親留在倫敦，并送去了療養(yǎng)院。而安東尼·霍普金斯將一個阿茨海默癥患者的最后黃昏也演繹得準確、到位。電影的結尾，霍普金斯扮演的父親在護工的懷里像個孩子一樣哭泣著，說：“我感覺好像……我感覺好像我的樹葉都掉光了。”

這個電影表達的處境離我們并不遙遠。就在最近，連續(xù)好幾位朋友都向我表達了自己的焦慮感，似乎焦慮無處不在。比如，一位做投資的朋友在微信上問我：“我真的覺得自己特別失敗？你覺得我有什么價值嗎？”

看到這樣的靈魂發(fā)問，我趕緊回他最近發(fā)生了什么。他心不在焉地回復：“也沒什么，就是到春節(jié)了，總感覺很焦慮。”

▲霍普金斯將人生最后時刻的無力感演繹得入木三分，這也是每個人常常都會面臨的某些時刻。

可以理解，這兩年經濟調整，加上疫情阻斷了各種通往美好生活的道路，幾乎每一個人都生活在焦慮之中。或多或少，也被焦慮狂轟亂炸著，就連我那個一直以正能量為標簽的朋友都不能幸免。

我的一個好朋友，早年到北京，很早就聚焦在買房子這個目標上，所以現在的生活算是比較安逸，更主要的是在國企。現在剛過40歲，感覺一下子失去了目標，所以夫妻兩個人經常吵架，雙方會無中生有地看到對方難以忍受的缺點。前段時間他們又吵了一次架，然后妻子恨恨地對他說：“你這種人，就該像韓牧一樣……去創(chuàng)業(yè)！”

這是由吵架誕生的段子，很有意思。當然，在很多人看來創(chuàng)業(yè)就有忙不完的事情，也是一種自我折磨與修煉的過程，所以健身行業(yè)的威爾仕創(chuàng)始人王文偉在之前就對我說過這樣一句話：“如果你恨一個人，就勸他去創(chuàng)業(yè)吧。”

由此可以看出，焦慮多數來自這幾個層面：生存層面、生活層面、成就感層面、精神與感情層面。就像我的那位好朋友，在解決了生存與生活層面之后，他仍然會有“成就感”與“精神”層面的焦慮。而且大多數時候，焦慮與成就感都相伴而生。因為焦慮都是無聲無息的，它會像某個器官一樣隱藏在你的身體里，夜深人靜時，或者在某個重要節(jié)日與特定時間點，焦慮就像一頭雄獅一樣沖到你的面前。那種情緒很復雜，焦慮和苦悶、悲傷、緊張交織在一起，分不清到底是哪種明確的情緒。

由于體育產業(yè)是一種跟內容相近的行業(yè)，包括懶熊體育的核心也是內容，所以我們在生產內容時，常常會面對一種絕境，這種絕境就是“黑暗”——在寫不出東西時，就會無比焦慮、沮喪。這個時候，如果沒有一種準確的方式去應對焦慮，很容易就陷入絕望。

以我自己為例，最開始做記者時，也經常寫不出來東西，我常常在寫稿子時把氛圍拉滿，比如倒一杯咖啡、聽一首歌或者抬頭看看遠方，但現實情況卻是，經常兩三天都寫不出來一個字來，尤其是最難的開頭。最有趣的一次，我寫不出來東西，就把自己扮演成伊拉克的領導薩達姆·侯賽因（那個時候薩達姆剛被絞刑處死沒多久，具體什么造型大家可以發(fā)揮想象力）。總之，為了寫出好稿子，就是各種氛圍都給拉滿了。

寫作面對焦慮然后找奇怪的方式來解決，并不是我自己所獨有的。美國作家海明威與老舍都喜歡跟貓“較勁”。老舍并不喜歡貓，他曾在文章中表達過，但為了緩解寫作的焦慮竟然將貓放在自己的頭上，真是讓人哭笑不得。

每年懶熊體育舉辦體育產業(yè)嘉年華前，我自己都會或多或少地生些病，因為有半小時甚至40分鐘的主題演講。這個演講用我們同事張兵的話說就是“丘吉爾演講模式”，翻譯過來就是需要把演講的每個字都背下來，然后再進一步加工。所以每次嘉年華之前我都需要背上萬字，那種焦慮可想而知。今年嘉年華舉辦之前，同事鄭浩榕從廣州趕到上海，見到我說的第一句就是：“老韓，你今年千萬別再生病了。”

▲每年準備演講到最后沖刺階段，都需要紅酒小酌一下，以尋找模糊與另一個遙遠的世界，然后再繼續(xù)打磨。

也是奇怪，我每次演講前都有小感冒等癥狀發(fā)生，但是當演講結束感冒就自動痊愈了。說明這種感冒是一種假象，核心還是我的焦慮。而我之所以焦慮，就是因為我太在乎了。比如這個演講，我把它當成最重要的事情與項目。每年的體育產業(yè)嘉年華會有上千甚至幾萬名用戶來聽——這也驗證了，只有讓我們特別在乎的事情，才會引發(fā)我們的焦慮。而我在問“得到”總編輯李翔每年羅振宇跨年演講的準備情況時，他說方法跟我們的差不多，每年羅振宇要背6萬字以上——至少是我的6倍以上。所以，聽到這些信息，我就有些釋然，更沒有焦慮了。

這么說，焦慮并不全是壞事。

“沒有焦慮，很多成就就無法實現。”美國波士頓大學心理學教授戴維·H·巴洛說，“運動員、演員、企業(yè)管理者、工匠以及學生們的表達會大打折扣；人們的創(chuàng)造力會消失；農作物可能也不會被種植。我們可能毀在這個快節(jié)奏的社會中過著田園牧歌式的悠閑生活，坐在樹蔭下消磨我們的時光，這對于一個種族來說是致命的，危險不亞于核戰(zhàn)爭。”

甚至有時候覺得焦慮是一個成年人的基本標志，在西方的書籍中，還將焦慮稱之為“西方文明最顯著的心理特點”。人們總是得生活、生存、尋找愛情、解決孤獨的方式、跟親人的相聚與告別。從某種意義上說，長期壓力已經是這個時代的標志，而焦慮也會成為當下這個快速發(fā)展的一種文化符號。

當然，相對中國正處在焦慮中的人們，歐美對這方面更重視與關心，然后想辦法去嘗試解決。因為焦慮的情況如果加重，則可能會產生抑郁等心理疾病，尤其在現在經濟、疫情等方面的多重影響之下。在美國心理學家斯科特·施托塞爾寫的《好的焦慮》一書中提到，他10歲開始就找一家精神方面的醫(yī)院進行評估，然后轉到一位精神病醫(yī)生那里接受治療，從那時候開始嘗試用各種方法來克服自己的焦慮，包括各種理療與藥物。而1942年感染了肺結核的心理學家羅洛·梅，在生病之后差點死去，他把自己怎么應對焦慮的真實經歷寫成了一本書《焦慮的意義》。

▲梅說：“有焦慮，才有人生。”

“個體作為人的存在的最根本價值受到威脅，自身安全受到威脅，由此引起的擔憂便是焦慮。”羅洛·梅這樣認為，“焦慮和恐懼與價值有著密切的關系。”

顯然，焦慮和我們每一天的生活如影隨形，每一個人都是有血有肉的獨特個性，感受的、看到的、聽到的、做到與做不到的、承諾與反感的、贊揚的與批評的、肯定的與否定的……這些都在誘發(fā)我們的某種焦慮。不管是積極應對還是消極“躺平”，都會是一個長期陪伴的產物。

我常常想，現在是一個事情趕著一個事情，一個節(jié)奏迎著一個節(jié)奏，如果自己停下來、閑下來，可能也會有很多莫名的焦慮。反倒是，一直都有忙不完的事情，或者是總能在一些看似無聊的事情中找到某種價值感（也可以是成就感），所以相對來說焦慮就少得多了。

前段時間，我從多抓魚買了一堆書（此處不是廣告植入）。我的內容同事付茸看到后，有點驚訝地說：“韓老師，你怎么也從多抓魚買書？這是我們年輕人的購書方式。”

還有一次，我給我們的小伙伴發(fā)了一個表情包，然后對方有點驚訝地說：“韓老師，你竟然也會發(fā)表情包？”

好嘛，我今年是不到40歲，不是到了400歲。對了，我從多抓魚上買的書中，有一本書是英國作家大衛(wèi)·班布里基寫的——《中年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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