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京奧運會走到了尾聲，有的人凱旋歸來，有些人卻為了不回國而使出了渾身解數。
白俄羅斯運動員克里斯蒂娜·季馬諾夫斯卡婭（Kristina Timanovskaya）原定要參加女子200米預賽，卻最終沒能在賽場上出現。對于她來說，迫在眉睫的是尋找一個自己可以落腳的新國家。
在此之前，她在Instagram吐槽，教練通知自己必須代替一名隊員參加4×400米接力賽，該隊員因沒有接受足夠多的反興奮劑檢測而未獲參賽資格。季馬諾夫斯卡婭認為，自己作為運動員和人的權利受到了侵犯，但在與主教練討論過后，仍被從奧運會上撤下，并強行被帶到了機場。
▲季馬諾夫斯卡婭在日本羽田機場由警察護送。
“離開白俄羅斯邊境的白俄羅斯人沒有一個是安全的，因為他們可能會被綁架。”季馬諾夫斯卡婭在Telegram上寫道。
在日本羽田機場，拉著行李箱的季馬諾夫斯卡婭拒絕登上回家的航班，日本警察的護送讓她獲得了一些安全感。據路透社8月3日的報道，她獲得了波蘭的庇護并將飛往華沙。季馬諾夫斯卡婭的丈夫阿爾謝尼日達涅維奇（Arseni Zhdanevich）日前也已抵達華沙，并與妻子見了面。
季馬諾夫斯卡婭擔心自己回到白俄羅斯的人身安全不是毫無來由。路透社援引白俄羅斯STV電視臺的報道稱，白俄羅斯議會議員維塔利·烏特金認為，“這是針對白俄羅斯人民和她的運動員隊友的背叛和變節”。
8月6日，國際奧委會宣布取消涉嫌強迫季馬諾夫斯卡婭回國的兩名白俄羅斯教練的資格，并將他們逐出奧運村。
白俄羅斯處于總統亞歷山大·盧卡申科 （Alexander Lukashenko)）的強權管理下已有27年。2020年，盧卡申科經受了一場抗議浪潮。根據路透社的報道，許多白俄羅斯運動員以政治歧視和當局監禁為由，致函國際奧委會，要求采取緊急行動。
▲去年，盧卡申科被禁止以該國國家奧委會（NOC）主席的身份參加奧運會。
相比季馬諾夫斯卡婭直接和當局撕破臉，多數叛逃者更愿意偷偷摸摸地逃跑。
7月20日，烏干達舉重運動員Julius Ssekitoleko（朱利葉斯·塞基托萊科）在距離名古屋不遠的四日市被警方發現并拘留，在接受問訊的時候，他偶爾會忍不住抹眼淚。
此時距離他踏上日本國土已有一個月。實際上，塞基托萊科在抵達日本后沒能獲得奧運會參賽資格，7月20日原本應是他返回烏干達的日子。
但在得知這一結果后，塞基托萊科選擇了放手一搏。他拿著買好的車票逃往名古屋。新華社曾引援日本政府去年年底統計的數據，名古屋所在的愛知縣居住著約150名烏干達人，是日本第二大烏干達移民聚居地。
在大阪府泉佐野的酒店，塞基托萊科還留下了一張紙條，上面有對自己叛逃的解釋：“我想住在日本，因為在烏干達的生活太艱難了。”
逃亡的路并不好過，但他也感受到了來自陌生人的溫暖。塞基托萊科在接受TBS采訪的時候提到，他在逃跑時睡在廢棄的車里，有一天他對一位路人說自己肚子很餓，路人便請他回家吃飯。
在回到烏干達之后，塞基托萊科被警方在沒有提出任何指控的情況下拘留，代表塞基托萊科的法律機構 Wameli & Co.的創始人兼管理合伙人 Anthony Wameli 認為這屬于非法拘留，已向法庭提出申請，要求無條件釋放塞基托萊科。
“沒有明確理由的拘留在烏干達很常見，當局可以做任何事情。”Wameli對NBC表示。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公布了“2019年全球最貧窮的25個國家”名單，烏干達的人均GDP不到800美元，在全球最貧窮的國家中排名第15，而日本當年的人均GDP是烏干達的50倍，所以也不難理解為什么塞基托萊科要叛逃。
▲塞基托萊科的訓練環境。
2018年，17歲的塞基托萊科曾參加英聯邦運動會男子56公斤級舉重決賽并獲得了第10名。這場比賽在澳大利亞黃金海岸舉行，據PA Media的報道，當時就有兩名烏干達運動員以及來自盧旺達、喀麥隆的運動員都在比賽中失蹤了。或許，塞基托萊科后來的叛逃便是受到他們的刺激和啟發。
塞基托萊科不是今年奧運會期間唯一一名叛逃的烏干達運動員。
烏干達橄欖球隊隊長James Odong（詹姆斯·奧東）6月份在摩納哥參加東京奧運最終資格賽期間失蹤。當時，烏干達的兩名運動員被檢測出新冠肺炎陽性，在整個團隊隔離期結束并需要做重新測試時，奧東卻消失了。
在歷史上，在奧運會上叛逃已經不是新鮮事了。在已知的公開信息中，最早的叛逃出現在1948年的倫敦奧運會上，當時的捷克運動員、國際體操聯合會主席瑪麗·普羅瓦茲尼科娃（Marie Provaznikova）拒絕返回捷克斯洛伐克，理由是捷克加入蘇聯后“缺乏自由”。
在倫敦逗留幾個月后，普羅瓦茲尼科娃移居美國并在那里度過了余生，享年101歲。
在非洲國家，叛逃尤為常見。在2012年的倫敦奧運會中，就有15名來自喀麥隆、厄立特里亞、剛果和蘇丹的運動員叛逃離隊，打算留在英國進行避難申請。
厄立特里亞18歲的加里斯拉斯對《衛報》說：“我深愛著我的國家，但那里缺乏人權，迫使我不得不尋求庇護。”在倫敦奧運會上，厄立特里亞共有12名運動員，三分之一都尋求了庇護。
奧運會不是醞釀叛逃者的唯一土壤。8月20日，《紐約時報》有報道稱，緬甸足球運動員Ko Pyae Lyan Aung在日本獲得了庇護，這在日本是鮮見的，畢竟日本每年接受不到1%的尋求庇護者，去年只批準了47項庇護申請。
緬甸軍政府自2月1日政變以來殘酷鎮壓了反對派。Ko Pyae Lyan Aung 在隨隊參加在日本舉行的 FIFA 世界杯預選賽時，首場比賽前，他在球場上豎起了三指敬禮反抗自己的國家，這個手勢因電影《饑餓游戲》而廣為流傳。他的抗議引發了媒體的激烈報道，使他成為全國關注的焦點。人們擔心如果他回家，可能會有生命危險。所以在登機返程前不久，Ko Pyae Lyan Aung向護照檢查處的日本移民官員尋求庇護。
有些選手則是垂涎于發達國家的資源、教練和職業培訓體系已久。
古巴運動員叛逃的歷史由來已久，其中不乏棒球運動員、拳擊運動員和足球運動員。今年5月，古巴棒球明星塞薩爾·普列托 （César Prieto)）在佛羅里達州參加奧運會預選賽時從國家隊叛逃。
維基百科上甚至特地創建了一個名為“從古巴叛逃的棒球運動員名單”（ List of baseball players who defected from Cuba）的詞條，列舉了自菲德爾·卡斯特羅（Fidel Castro）擔任總統以來超過100名叛逃的古巴棒球運動員，讓人嘆為觀止。
東京奧運會已經閉幕，但是對于烏干達、白俄羅斯、古巴等國家而言，叛逃者恐怕還會不斷涌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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