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2萬億步，這是五一期間微信運動全體用戶的總步數。即使刨除龐大的用戶總數，具體來看，也有約2萬人在五一期間至少有一天走了98800步以上——這是微信運動單日統計的最高值，路程大約相當于從珠峰大本營登頂珠峰。
數據意味著，這個春天人們的運動量正在大幅增加。另一方面，今年春天多地發放體育消費券，帶動了人們的運動熱情。根據拼多多4月底發布的《戶外運動消費潮熱銷榜》，當月平臺運動服飾、體育用品銷量環比上漲均超過3倍。
后疫情時代，健康觀念深入人心，加上天氣漸暖，運動成為主流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不少人也愿意嘗試一些戶外和“高風險”項目。但與此同時，運動安全防護和場地、賽事管理似乎沒有跟上運動需求的增長，五一期間，運動安全事故不在少數，甚至有越野賽和馬拉松出現多起死亡案例。
這種情況下，運動事故產生的責任糾紛成為困擾參與者的難題，也讓不少體育場館和賽事方“頭疼”。北京一位“高風險”項目場館創始人曾告訴懶熊體育，“安全事故一直以來都是大家避而不談的話題。”
針對這一難題，懶熊體育咨詢了來自北京市文化娛樂法學會體育產業法律專業委員會、廣東卓建律師事務所的專業體育法方向的丁濤律師，根據當前的法律規定以及司法實踐，大致為消費者、場館、賽事方總結出了4條實用指南，理解運動事故的責任劃分，但是由于法律實踐一般情況下很難準確類型化處理，因此具體情況還需具體分析。
1. “自甘風險原則”怎么用？
今年1月1日，《民法典》正式生效，其中第1176條規定：自愿參加具有一定風險的文體活動，因其他參加者的行為受到損害的，受害人不得請求其他參加者承擔侵權責任，但是其他參加者對損害的發生有故意或者重大過失的除外。同時，《民法典》中的其他條款也補充說明，體育場所經營者未盡到安全保障義務，造成他人損害的，應該承擔侵權責任。
首先需要明確，長期以此為職業的運動員和一般的體育愛好者在法律層面不能采用統一標準尺度去衡量，否則有違公平原則。根據司法實務界和體育運動的實際情況，職業體育對競技體育中的風險自負原則已經有了共識，除非極惡劣、非體育化的報復和重大犯規，否則一般“加害人”只按項目規則處理，不涉及法律責任。
而在非職業體育領域，原則上侵權人援引“自甘冒險”的抗辯，可以實現免責，不過需要滿足三個條件：
1、自愿原則，即受害人必須是自愿參加具有一定風險的運動，這里不僅指極限運動、馬拉松等項目，足籃球、拳擊等在標準規則范圍允許內的對抗性運動一般也算在內；
2、需要結合實際情況，判斷危險是否在提前預見的程度內，如果在程度內，則傾向于免責；
3、該運動符合法律規定、公共利益、公序良俗，比如各類不加限制的“比武”就不適用。
自甘風險可以用明示或默示方式做出。明示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口頭、書面的免責聲明；默示方式通常包括受害人參加體育活動或進入特定運動場地等，比如社區籃球比賽中，無需聲明即可視為自愿承擔因合理身體碰撞產生的可預見風險。
其實，運動中的“自甘風險”原則長期以來一直是法律界共識，自甘風險原則最初是來源于羅馬法的規定，慢慢演化后，近現代社會中的自甘風險的民法概念則產生于英國法律，我國之前《侵權責任法》立法的時候并未將其明文當作法條寫入，但是司法實踐并不排斥人民法院援引自甘冒險原則裁判案件，因此在《民法典》頒布之前，法院依據自甘冒險原則減免被告人責任的判例并不少見?！睹穹ǖ洹飞Ш?，這一原則更有了堅實的法律依據。
2. 什么情況下不能“免責”？
“自甘風險”原則絕不是“免死令牌”，對于運動參與者、場地方、賽事方，依然有不能觸碰的紅線。
對于運動參與者而言，一般根據項目規則和常識判斷造成傷害的動作是否屬于“可預見風險”。以足球為例，首先得看是否構成FIFA規則內的犯規，其次就是得根據常識判斷是否是運動允許的范圍之內因合理的身體對抗，比如說足球無球狀態或已無法觸球的狀態下惡意蹬踏、飛鏟被侵權人，籃球中惡意肘擊被侵權人要害部位等行為，可以被認定侵權人明顯存在過錯。
簡而言之，就是我們俗話說的，是否具有明顯惡意的“臟動作”以及報復行為等進行綜合判斷。這一說法基本發軔于1974年德國聯邦最高法院的一起足球運動的傷害案件的判決，當時的判決書說到，在高危激烈運動中，縱使參賽者遵守規則或僅輕微犯規，由于其運動性質仍不免在參賽者間互生傷害，故按違規程度確定是否構成自甘冒險而免除責任。
因此，如果較真起來，就算是職業足球比賽層面，當年基恩和老哈蘭德的那宗著名的沖突，基恩或許是可以被追究民事責任的，當然實務中即使真的出現職業比賽的惡意傷人事件，還是傾向于在體育內部爭端機制領域體系內解決。
而對于非職業體育的場地、賽事方而言，應盡到安全保障義務，不能隨意免責。具體而言，例如足球場草坪稍微不平整導致扭傷，一般認定為風險在可預見范圍內，有希望實現免責；但如果籃球架傾倒砸傷球員，這種風險則會被認定超出可預見范圍，場地、賽事方需要承擔責任。
同樣，場地方、賽事方需要對運動參與者進行適當告知、培訓和準入限制。例如，若心臟病患者因運動致損，場地方、賽事方需要有明確證據表明其已履行準入告知義務，否則很可能無法以風險自負免責。
另外，學校和用人單位也常常是責任判定的爭議方。學校、用人單位組織并要求學生、員工參與的體育活動，該單位一般需要承擔事故責任；而如果是員工、學生自發組織的體育活動，事故責任原則一般由自己承擔。
以上關于“自愿”和“告知”等條件需要證據來判定，在實際運動中，各類免責聲明、安全承諾書非常常見，但這些書面證據，往往問題很大。
3. 簽的“免責聲明”到底有用嗎？
場地、賽事方當讓希望通過要求運動參與者簽署各類免責聲明來轉移責任，一般原則上，如果事后真的產生相關法律糾紛，這種聲明確實可以給被害人“自甘風險”的抗辯留下書面證據的舉證空間，但是從合同法角度來看，這些聲明大多會因涉嫌格式條款而無效。
《民法典》規定，格式條款是當事人為了重復使用而預先擬定，并在訂立合同時未與對方協商的條款。顯然，大部分“免責聲明”在訂立時都不會與運動參與者協商。
采用格式條款訂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條款的一方應當遵循公平原則確定當事人之間的權利和義務。如果該方不合理地免除或者減輕其責任、加重對方責任、限制對方主要權利，則該條款無效，同時合同中的造成對方人身損害的免責條款無效。
因此，例如“參加比賽造成的一切事故責任由參賽者本人承擔”這種“霸王條款”，基本無法成為免責依據。
另外，提供格式條款的一方如果未能履行提示或者說明義務，致使對方沒有注意或者理解與其有重大利害關系的條款，那么場地、賽事方也需要承擔責任。
綜上，如今常見的各種“免責聲明”很難真正成為在合同層面上的免責依據，并不是說簽署這個文書就一定免責，也不是說不簽就一定不能免責，實際的判定還需要回到前文是否滿足“自甘風險”基本原則的判斷層面。
4. 有什么預防措施？
雖然相關法律法規越來越明確，但在《民法典》頒布之前的各地法院的判決中，經常出現濫用“公平原則”的現象，例如被告方本可援引自甘冒險原則實現免責，但法院個別時候會“和稀泥”讓其承擔小部分責任，實際上這既沒有事實依據也沒有法律依據。在體育運動侵權領域，“公平原則”的實用應該更加謹慎。
目前情況下，參與者“量力而行”、場地方努力排除安全隱患固然是減少糾紛的最佳方法，但在法律角度，保險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
在職業體育賽事中，涉及運動員、教練，甚至觀眾（如高爾夫球、棒球、賽車等）的體育保險條款已成為各國各項體育賽事規程的強制性規定，故此領域因體育侵權引發的訴訟糾紛極少。業余比賽和自發組織的體育比賽，也需要通過強制保險來化解風險。
因此，參與運動的各方不要只寄希望于人民法院以及侵權責任法的事后救濟，通過購買保險，能將可能發生的損失分散到社會，最大限度降低某一方的風險，才是切實可行的解決途徑。
建議場地方、賽事方將保險納入服務范圍，運動參與者也應當注意消費服務中是否包含保險，一旦發生安全事故，這可能比“免責聲明”重要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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