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州奧體中心，中超歷史上第一次賽會制決賽的對陣雙方出爐。廣州恒大戰勝北京國安，與早一步進入決賽的江蘇蘇寧會師，雙方也都獲得了下賽季亞冠的參賽資格。
與蘇州相隔超過1000公里外的大連，在金州體育場和大連人足球青訓基地兩塊球場上，保級大戰也進入到最后時刻。青島黃海經歷了一波三折的點球大戰，上岸成功；而另一支“升班馬”石家莊永昌，則要與武漢卓爾進行一番殊死較量了。
蘇州與大連，這兩座南北城市因為“中超”緊緊連在了一起，在2020年扮演著特殊的角色：賽區主場。對于兩座城市來說這是第一次，對于中超公司、俱樂部、球員、酒店管理人員等也同樣是第一次。或許，就像兩座城市的“爭冠”與“保級”承載的任務不同（奪冠時的歡騰與降級后殘酷的現實），這兩座城市對中國足球以及中超來說，也是一次真實的冰與火之旅。
“沒有人知道會發生什么，沒有人把約一千人封閉在一個地方待近三個月。”中超公司總經理董錚對懶熊體育說：“辦賽對后勤、場館、訓練場和賽區壓力非常大。”
在接受采訪時，中超賽事已經進入第二階段，盡管董錚看上去胸有成竹、語速很快，但在蘇州藍區酒店會議室里兩個白板上密密麻麻的字提醒著他以及團隊，只要最后的賽事還沒有完全結束，他緊張的神經就不能松弛下來，任何一個細節都像警鐘一樣向他敲來——比如說，第一階段開始前，華夏幸福球員高拉特與球迷握手，這再正常不過的球員與球迷互動行為，甚至以往也都是各方所極力支持的，但在此時卻從“球員沒有意識、工作不夠到位、安保要求不夠”去反思與重新調整。
需要調整的肯定不僅僅是董錚一個人。那些在場上拼搏的球員們，也都得面對長時間跟家人分別的煎熬，能夠讓他們調劑的就是封閉賽區的一些娛樂項目消遣。“上午健身房，下午訓練，其他時間就用手機跟家人聊天，或者找去巴西的隊友屋里閑談。可干的事很少。”國安外援比埃拉（Jonathan Viera Ramos）接受西班牙媒體《阿斯報》時說。
“接到中超入駐的任務，準備周期很短。一個月都不到的準備時間。”蘇州太美香谷里酒店副總經理湯惠紅對懶熊體育體育說：“（酒店）員工封閉是一個比較大的考驗。”
▲酒店大堂，2020賽季中超標語醒目地懸著，整個酒店充滿著中超元素。
不過，盡管封閉考驗巨大，但令湯惠紅欣慰的是，原本因為新冠肺炎導致酒店春節期間經營損失慘重，而正是中超球隊的入駐讓酒店之前遭受的損失都彌補回來了。除了要招待好這些來自全國甚至世界各地的足球大牌們，怎么讓自己酒店的員工適應這特殊的生活也是一個難題。“工作之余，客房部阿姨組織廣場舞；年輕人打羽毛球、乒乓球；另外，在宿舍提供書籍，盡量增加他們的業余生活。”湯惠紅說。
各個環節都在圍繞中超順利進行而有序推進，尤其是跟蘇州不同，另一個賽區大連在賽事前夕還伴有新的疫情發生。在什么都有可能發生的情況下，中超能夠順利舉辦可能已經是不少人的最高目標了。如果再加上之前16支球隊外援們漂洋過海、使出渾身解數才來到中國，更顯示出各種局面的復雜性。在新冠疫情面前，一場小小的足球比賽竟然交織了這么多的冷與暖、冰與火。
當然，跟封閉賽區不同的是，在賽區之外，蘇州這座具有近2500年歷史的古城，在疫情防控方面也很快取得效果，這座被稱為“人間天堂”的城市同時也為體育產業的發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在7月份左右我們就在蘇州開了新店，蘇州的市場不錯，人效很高。”東方啟明星CEO靳星對懶熊體育說，在北京二次疫情發生時，他們率先在蘇州開設了新店。而長期扎根蘇州的創業者江蘇蘇奧體育CEO崔傲雪也同樣表達了這個觀點，以路跑賽事為主要業務的她，正利用蘇州各方面的政策、環境等優勢迎來發展。
“現在迎來最好的發展機遇。”蘇州市體育運動學校副校長、蘇州太湖足球運動中心理事長王建軍對懶熊體育說：“有了去年（昆山FC與蘇州東吳進入中甲）的鋪墊，加上中超在這里辦，引燃了蘇州的足球氛圍。”
不可停擺的商業
盡管這可能是最特殊又充滿艱難的一個中超賽季，但對足球產業鏈上的組織與個體來說又都是實實在在的受益者，也是人類尤其是中國戰勝疫情的最好一個體現——世界終究不能停擺。
這次一周左右的采訪也同樣如此。在懶熊體育記者所住的那棟酒店公寓，也入駐了山東魯能與上海申花的球員。好幾次，在電梯里碰見王大雷、山東外援費萊尼（Marouane Fellaini）、上海申花外援莫雷諾（Giovanni Moreno）等球員，但跟往常不同，這些球員看起來都像一個普通人一樣，就像大家不是封閉在酒店的一個區域，而是飄在大海中央的一條游輪。大家需要踢比賽，需要健身，也會拿起手機跟家人互動，誰都知道在這個特殊的漫長時間里，這條游輪會載著大家駛向彼岸、走到賽季終點。
▲蘇州藍區酒店旁的訓練場。
面對各種問題，為了使這次比賽能夠順利進行，針對大連與蘇州兩個賽區中國足協派遣了七八十人，將福特寶、中超公司、足協三個部門打通。“今年辦賽模式與以往完全不同，顛覆了職業聯賽的辦賽模式。”中超總經理董錚對懶熊體育說，“這次其實已經沒有部門概念了。”
這些要解決與面對的問題林林總總。比如，天津泰達要包場去看電影《八佰》，需要設置專門的獨立電梯與通道；一天要800多公斤的冰塊，球隊有冰浴的習慣；還有專門成立的快遞小組等，從早晨8點到晚上12點三班倒。
這些問題都可以解決，但面對今年受疫情影響商業化方面減少也是不得不面對的問題。跟民營企業不同，中超公司并不是盈利性機構，這家由足協占股36%，各俱樂部分別占股4%的機構，每年的收入除10%的足協授權費外，都要以分紅的形式返還給俱樂部。當然，今年本應上繳的10%授權費已作為足協花銷用在了賽區。至于各俱樂部賽季末的分紅，將勢必出現減少。
實際上，中超公司的收入大頭來自轉播費用和贊助商，然而面對這個幾乎沒有觀眾，賽程縮水的特殊賽季，收入減少自是必然。董錚告訴懶熊體育，這賽季中超公司的收入，與賽程縮水的幅度近似——1/3。
當然，收入減少，是2020年世界足壇面臨的最大難題。今年6月，據《每日郵報》報道，英足總受疫情影響，損失將達到7500萬英鎊（約合6.6億人民幣），如果觀眾持續不能進場，這一數字可能會飆升到2億英鎊（約合17億人民幣）。為此，全球商業化程度最高的職業體育聯盟，不得不裁員15%，并計劃向政府貸款。
疫情一下子凍結了足球世界，即便中國更早恢復了秩序，但寒潮既降，很難不被波及。版權，是最早冒頭的不安定因素。英超先與PP體育解約，又被騰訊1000萬美元（約合6713萬人民幣）低價抄底，讓原版權方PP體育蒙受損失的同時，自身版權價值也在中國遭遇輿論滑坡。市場震蕩之下，中超成為市場上最受關注的版權，也是各方必須要守住的陣地。
作為市場參與主體，版權方和中超公司也感受到了震動，董錚告訴懶熊體育，中超公司對版權方的難處感同身受，雙方在溝通之下，已經達成一些初步的調整意向，希望彼此能共渡難關。“中國足協不光考慮收入問題，還希望中國足球得到更好的傳播。”董錚說。
此外，中超公司和贊助商之間也進行了重新談判。賽程縮水意味著贊助商的露出機會減少，中超公司與各贊助商，大體按照賽程縮水的比例，簽訂了補充協議，在原合同的基礎上進行了縮減。不過董錚說，補充協議只針對2020賽季，一旦聯賽恢復正常，雙方依然按照原合約執行。
▲球場邊，增設了第二排LED廣告。
與此同時，記者還在現場觀察到，每個球場邊都增設了一排LED廣告板，目的是盡可能地給贊助商更多曝光。中超還與俱樂部達成一致，繼續按照往常的廣告牌時間分配方式——中超公司55分鐘，俱樂部35分鐘，展示廣告。此舉對于完全失去主場比賽的16支球隊來說，也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他們的損失。
在目前的條件下，中超能做的似乎只有盡可能增加贊助商的曝光程度。而在封閉賽季沒有主客場的情況下，一些過去希望重點開拓城市市場的贊助商可發揮的空間非常有限——這種情況不僅出現在中超，CBA等賽事都同樣如此。
一位中超的贊助商告訴懶熊體育，在中超開始到10月份，他們很少做賽場之外的相關營銷，因為今年“拿不準”，但從11月份開始，也就是中超接近尾聲冠軍接近出來時，他們會圍繞中超進行一輪新的營銷與傳播。這或許是今年很多贊助商的心態，在資金與話題都受限制的情況下，并不急著進行鋪天蓋地的投放——都把目標放在了下一個賽季。
還未結束，但已開始
距離今年的中超落幕還有不到半個月的時間，11月12日，冠軍與降級的球隊就在蘇州與大連誕生，這兩座城市也會有一些冰與火的味道。不過，現在已經保級安全上岸與淘汰退出奪冠的球隊在進行排名賽時，也被媒體與球迷認為是尷尬的“雞肋比賽”：一個賽季只贏一場的天津泰達就能保級、一個賽季只贏兩場的河南建業就可保級、一個賽季只贏三場的廣州富力也可保級……而在完成保級后，天津泰達的兩名外援外援艾哈邁多夫（Odil Akhmedov）和巴斯蒂安斯（Felix Bastians）因家庭和傷病原因離開賽區，而蘇亞雷斯（Tiquinho Soares）有傷進行休息，另外兩名主力趙宏略和榮昊也不上場比賽。此外，大連人的頭號球星龍東（José Salomón Rondón）在完成保級后也第一時間離開了球隊，而那些奪冠無望保級又無憂的球隊或多或少都沒有了競爭的壓力。
顯然，中超的爭議與批評從未少過。對于未來，16歲的中超（前身為1989年的甲A）還有很多可以優化改進的地方，比如賽程、賽制、裁判、商業化等。在2020這個特殊的年份，“完美”看上去是一個奢侈品。也正是因為特殊，很多人在今年也有機會觀看到了聯賽要靠點球決勝負的情況。但不管怎樣，對一部分人來說（完成保級與奪冠無望），這個漫長封閉的賽季可能已經“結束”了，他們已經開始展望新的開始——盡管比賽都在有條不紊地進行。
“這個賽季我已經把酸甜苦辣都經歷過了，我們隊友都知道我們經歷了很多特殊的事情，所以現在能讓笑容重新回到我的臉上，我感覺非常開心。”在完成保級后，河南建業球員周定洋接受央視采訪時說。而在此前，他聲稱在長達八個月與家人分別的時間，是他之前所未經歷的。
目前還未保級成功的“升班馬”石家莊永昌還在大連廝殺，原本今年在河北正定投入超30億元的場館可以通過中超賽事來拉攏周邊經濟的計劃要暫緩一緩了；跟石家莊永昌一樣，深圳改革開放四十年，深圳佳兆業本可以通過足球來展現這座城市的魅力也需要等一等（深圳已保級成功）。
而對于一些已經完成了保級任務的球隊，后面的賽程也變得毫無壓力了。如果說中超是一場考試，對于那些“菜鳥”俱樂部來說，如何考試及格找到生存之道才是關鍵，而這特殊的一年想必給了他們一次非凡的體驗——跟保級經驗老道的天津去學經驗，還是保持球隊的青春風暴與真我，這會是一個特殊的思考。
關于未來，從競技到商業層面，中超也一直設法突破。“體育產業相對保守，如果再不擁抱互聯網，將會永遠停留在‘朝陽’階段。”中超公司總經理董錚對懶熊體育說，他希望中超通過天貓等合作進行嘗試。
從2018年開始，中超俱樂部確實跟天貓合作的頻率加大，包括啤酒等周邊消費產品。不過，目前這些周邊產品以及互聯網的嘗試所獲得的回報相對俱樂部動輒超10億的投入，還是有些杯水車薪。從這個角度來說，俱樂部在重視等方面就不會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
在商業化開發一直走在前面的廣州恒大、北京國安、上海申花等俱樂部今年在沒有主客場的情況下也進行了一些調整。在過去，廣州恒大因為球星多、成績高商業開發相對容易，北京國安與上海申花都因為歷史悠久、忠實的球迷群體龐大而有更多縱橫的嘗試。但在，沒有主客場的情況下都得進行一些調整。
以上海申花為例，在今年的7月9日他們新成立了“申藍湃”品牌，跟申花品牌聚焦在體育競技領域不同，申藍湃主要聚焦于商業化領域，主要附屬三個功能：1.傳統的商務開發與商業運營；2.以申花俱樂部的商業為基礎，做一些周邊、衍生商品實物開發；3.為俱樂部提供輔助的球員、球隊服務，其他商業與生產領域的服務。
▲申藍湃Logo。
“（今年成立）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申藍湃品牌一位負責人對懶熊體育說，“中超整體投入從以前的漫天撒錢到現在的逐步收緊，中超、協會都在呼吁理性投入，所以這是必然性；疫情之后，比賽組織停頓很久，也留給俱樂部高層更多時間去思考和探索這方面的問題，這是偶然。”
申藍湃現在擁有一個20人團隊。在特許商品層面，申藍湃突破了傳統的鞋帽產品和體育用品領域，推出了隊長袖標、鞋盒商品等泛潮流的產品。廣告投放也在不斷拓展新路，甚至，之前很少合作的餐飲企業，也在今年進行了合作。對于明年，這位負責人說：“（明年）需要看新賽季中超額定的商業權益，以及疫情控制等因素。目前還沒有定論，還需要走一步看一步。”
實際上，不僅是上海申花，我們在西安采訪的陜西長安競技俱樂部在今年特殊賽季也進行了新的嘗試，組織大量球迷到“主場”西安為遙遠的賽區球隊加油吶喊，盡管跟之前現場觀看比賽相比差距很大，但這是與贊助商以及商業機構能夠互動的方式之一。
顯然，在新冠肺炎沒有徹底結束之前，中超以及體育產業的從業者們還需要克服的東西很多，這也是考驗我們運營與商業化能力最好的時候。當然，扛過了今年，中國足球也會迎來一些利好的消息。借助2023年亞洲杯舉辦的東風，中國在各地興建了一批專業足球場。“如果這些世界級的專業球場交由俱樂部運營，將把他們的商業開發、比賽日收入帶入新的水平。”董錚說。
現在，廣州恒大已經公布了新球場的建設方案；歷史悠久的北京工人體育場在2020年被拆遷，開啟了為期三年的重建；未來屬于上海上港的浦東足球場，已接近完工。這些新的足球地標，承載了中國足球產業革新的期望。
當然，作為2023年亞洲杯舉辦地之一的蘇州，已經將目標定為“未來擁有一支中超球隊”，趁著這次中超在蘇州舉辦，也使蘇州經歷了一次足球的洗禮。“蘇州經濟好，不乏有能力投入的企業。中超的到來點燃了蘇州足球的熱情，加上2023年亞洲杯也要在蘇州舉辦，未來蘇州足球將會迎來井噴發展的時段。”王建軍對懶熊體育說。
不管怎樣，這是一次關于足球的特殊時刻。兩座城市，連著16支球隊，分兩個階段進行封閉賽會制比賽，既有對冠軍的無限追求，也有不得不面對最后降級的無奈。懶熊體育在蘇州的采訪中，多數人都表達了這一觀點：“盡管賽區內各項服務都很好，但近三個月的封閉，還是挺痛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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