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時間在蘇州中超第二階段復賽進行采訪的記者李靜林發來一個感觸，去看一場廣州恒大與河北華夏幸福的比賽，球隊大巴都由警察開道，酒店距離球場約一個半小時車程，他們的車經過的路口，交通得15分鐘才能恢復正常。“這可能是我人生最隆重、最有儀式感的一次看球經歷。”李靜林說。
的確如此。中超為了復賽，在蘇州與大連兩座城市進行最后的冠軍爭奪與降級比拼。兩個賽區，兩種截然不同的命運走向，這像極了疫情之下的整個社會運轉——冰與火的不斷交織。不過，中國足球并不缺乏儀式感的場面，2000年前后，在中國社會、文化、經濟等全面開放的時候，足球一樣非常火熱，足球明星們所到之處也都是“警車開道”、街頭巷尾都在談論這個話題。只是，我們的記者是1993年生人，2000年時他才7年，7歲的光景很難對足球產業會有一個清楚的認識——山西太原的他可能連自己都沒有想過會成為一名足球產業記者。
讓時光回到二十年前。
2000年時，阿里巴巴在全世界都在向往進入新世紀時，他們在這一年的一月份就拿到了軟銀等投資的2000萬美元融資，馬云帶著他的18位伙伴開始真正意義上的創業；而百度、搜狐、新浪都在1998年成立。中國在兩次工業革命落后的情況下，在互聯網產業發展時期就抓住了機會。“全世界的所有人都在期盼著新世紀的到來，感覺好像21世紀一到，自己什么東西都好起來。”在描述進入2000年時，媒體用這樣的詞句。
中國足球同樣如此。在進入新世紀的前兩年，中國足球標志性人物孫繼海與范志毅去英國水晶宮足球俱樂部留洋，而2001年中國足球迎來了歷史性一刻——進入2002年的韓日世界杯。中國足球的興起是跟整個中國的歷史時代大背景是一致的。2001年，中國終于加入WTO（世界貿易組織），這標志著中國的經濟要與世界同軌，國際上的大公司也都不再會忽略中國這一擁有14億人（2001年人口是12億）的大市場，在體育文化領域，中國需要體育明星，而西方同樣需要中國的明星去認識中國。在其中最重要的三個標志性事件是：北京終于獲得奧運會舉辦權（2001年）、中國男足終于獲得世界杯參賽權（2001年）、姚明開始進入美國NBA（2002年）。
“三里屯酒吧街今晚再度瘋狂，每個酒吧的門口都插了兩面以上的五星紅旗。”中新社對2001年中國男足與阿曼比賽的報道說，“今天決定各個酒吧生意好壞的決定性因素是：店里的電視夠不夠大，效果夠不夠好。”
一個現象也能證明當時的繁榮發展，2002年魏寒楓以記者身份70萬元（另一說160萬元）的簽字費（單獨給一筆錢）加入《體壇周報》；而從《足球報》加入《體壇周報》的李響簽字費達100萬元（另一說300萬元），創造了當時記者的最高身價紀錄。這份關于足球的周報，1998年創建于湖南長沙，雖然是“周報”，但足球產業繁榮時期每周一、三、五發行，2002年國足出線時的特刊單期零售達到了500萬份。因為足球，這份報紙以及背后的采編團隊都是中國最受矚目的“驕傲”——后來，魏寒楓、李志剛等也轉型去商業財經媒體，他們同樣在商業領域經歷了互聯網最好的發展時光。
但是，經歷了二十年的發展，阿里巴巴們經歷過幾次調整后，現在已經是全球領先的互聯網公司，阿里巴巴已經多年穩居世界市值前十名（截止10月19日，市值超8314億美元），BAT等更是中國與世界公司眼中的佼佼者。但跟這些互聯網公司一起發展并達到巔峰的中國足球不同，在經歷短暫的輝煌后，負面信息不斷，假球、黑哨等長期侵擾，人才斷層，直到現在才慢慢恢復到健康發展的軌道上來。
與此同時，20年后的今天，足球記者越來越為稀少，曾經可以影響整個中國的足球“記錄者”正在成為稀有產品，足球記者曾經的天價轉會費也已成為過往歷史。
如果說互聯網公司受益于科技、人才等的發展，那么足球產業則因這些而被荒蕪。互聯網公司經歷二十年的發展后，有了很多明星公司、明星創始人，但中國足球卻很少出現像當年孫繼海、范志毅、李偉峰等留洋潮甚至是足球明星（武磊等球員成為最后的“遮羞布”）。多數時候，人們對于足球只是情緒的一個發泄，或者某個區域性的“熱愛”。
為什么會這樣？那么，在中國，足球是圓的嗎？
1.理性去分析，2002年前后中國足球并沒有到達世界一流的高度，過于吸引眼球的行業自然會形成一定的泡沫，而這個泡沫越滾越大，最終失去了足球最本質的東西——熱愛。誰都知道，足球的核心在青少年，但慢工出細活的方式并不適合急于求成的足球環境。多年前看過一個注冊人口的數據我們只有8000人（中國人口是14億），日本是67萬（日本人口1.26億），德國是650萬（德國人口8200萬人）。盡管這個數據的準確性有待考察，也可能是多年前的（現在有說中國足球注冊人口是3萬到8萬不等），但都透露出一個事實：并不是人口越多足球水平就越高，11人并不是從14億人里面選，而是從8000人或8萬人里選。
2.從管理者角度去分析，中國足球的Leaders需要的能力是市場化與半市場化雙重跨界融合，既有足球市場的開發能力又有體制的溝通協調情商，這種人才幾乎處于空白。前幾年就像籃球的姚明一樣，可以從CBA與小籃球出發來進行改革，但經歷幾年的發展也會發現有很多“水土不服”的情況出現。最近的消息是在CBA的CEO王大為離開后，姚明也傳出卸任CBA董事長的職務（保留籃協主席）。對此，一位足協管理人士這樣評價說：“中國足球經歷過的事情，籃球也一樣不會少地經歷。”
“什么人才能真正勝任中超聯盟的負責人？”我問。
“馬云！”這位足協人士回答。
3.而從最基本的發展邏輯上去看，中國足球之所以會經歷這樣的跌宕起伏，跟每個人都有關系，我們大多數人都在嘲笑中國足球，但每個人又都是這個笑話的構成者，因為體育在我們的認知里只是“贏”。在改革開放的四十多年里，我們發展經濟，追求城市發展，誕生無數大小公司，出現數不清的商業領袖，但在體育等文化的發展卻需要慢下來，保持耐心，抓住關鍵點——在想學會贏之前，我們得學會足夠得輸。就像鄧小平先生所說，“足球要從娃娃抓起”（1985年8月11日，鄧小平對足球的指示）。
當然，現在的種種趨勢也能看出來中超以及中國足球正在努力向好，也表現出這一代管理者希望足球能成為人們生活中的一部分，包括青少年足球也有一定的提高，只不過距離真正的質變還有一定距離。
去年，看了著名媒體人顏強的一篇專欄中提到，足球誕生于工業革命，從守門員到后衛、后腰、中場、前衛，最終前鋒射門，這特別像工業革命的特點：分工明確、責任到人、協同一致。如果是這樣，中國在第一次、第二次工業革命都沒有抓住，屬于落后者與挨打者，但在互聯網與移動互聯網的潮流中中國卻屬于參與者與領先者，中國也是被互聯網改革最徹底的國家。所以，從產業的角度來看，中國足球也會有改天換日的一天。只不過，我們需要更跨界的人才、更領先的思維、更專業的知識——再專注與耐心一些。
當然，如果我們能再熱愛一些就更好了。沒錯，中國足球可以是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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