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體育紀錄片看起來成為了“搶手貨”。由陳沖執導的紀錄片《鐵榔頭》原定于北京時間6月8日在Youtube上線，但因郎平在中國的影響力和受歡迎程度“超出片方想象”，讓片方開始重新考慮首映的時間和渠道。 與此同時，國內越來越多的視頻平臺開始推出自制的體育紀錄片。
在林丹宣布退出國家隊之際，優酷發布消息稱啟動開拍林丹紀錄片《超級丹·拼到世界盡頭》；入圍了今年FIRST青年電影展紀錄片名單的《棒！少年》將目光聚焦在了由孤兒和留守兒童組成的一支棒球隊上，這部紀錄片是由愛奇藝投資出品。在上海國際電影節、西湖國際紀錄片大會等國內舉行的各大電影節上，體育類型的紀錄片也成為了紀錄片單元必不可少的題材。種種跡象，似乎讓人們看到了國內體育紀錄片市場的春天。
但國內體育紀錄片的生存土壤是否真的已經成熟？
▲《棒！少年》將目光聚焦在了由孤兒和留守兒童組成的一支棒球隊上。
新媒體力量崛起
今年4月，北京師范大學紀錄片研究中心聯合五洲傳播中心、嗶哩嗶哩發布了一份《中國紀錄片發展研究報告2020》。報告中指出，2019年中國紀錄片生產總投入50.36億元，生產總值約66.60億元。數據背后，紀錄片產業格局也在發生變化。中國新媒體紀錄片迅猛崛起，共投入約13億元進行紀錄片生產，同比增長18.2%，成為影響紀錄片生產格局的最大變量。新媒體紀錄片是僅次于電視臺的第二大陣營。報告顯示，電視與網絡觀眾分化日益明顯，兩個群體交叉部分越來越少。
投身紀錄片行業16年的紀錄片導演梁三有著多年傳統媒體內容制作經驗，如今他已轉身投入互聯網視頻平臺，對媒介帶來的變化深有感觸。國內體育頻道的專業體育紀錄片通常面對的是垂直的體育受眾，“是把一個人作為運動員來講述的，不是球迷的話看不懂，對這個也無感；但一部面向大眾的紀錄片講的是人性本身共性的東西。”
創作者的思路也在發生變化。近年來，國產體育題材紀錄片逐漸擺脫了主旋律式的宣傳片模式。 體育明星傳記類的紀錄片依然有著市場號召力，與此同時制作方和創作者在選題上越來越多呈現出對人文情感和社會議題的關注。例如近日騰訊新聞出品的《時代，我》八集人物紀錄片今年出到了第二季，與上一季不同的是，本季首次出現了兩個體育人物，講述了張偉麗和鄧亞萍的故事。紀錄片電影《少女與馬》由楊荔鈉執導，跟拍了六個少女馬術騎手和她們各自的馬之間關于信任、愛與成長的故事。這部影片獲得了2019年第22屆上海國際電影節最佳紀錄片提案獎。
▲講述馬術騎手成長故事的《少女與馬》獲得了第22屆上海國際電影節最佳紀錄片提案獎。
“體育是殼子，都是要通過體育來傳遞出某種能夠讓人產生共情的價值觀。而且體育也是最好的承載體，它本身就包含著突破、拼搏、斗爭的天然屬性。”紀錄片導演王璐說。從2015年起，她前往青海跟拍一群六年級的藏族棒球少年，到今年這群孩子即將高中畢業，王璐的紀錄電影《高原上的棒球場》也進入了收尾階段。
體育題材的內容體量上在不斷增長，但不可回避體育題材在紀實內容受眾中仍然較為邊緣化。在互聯網時代，用戶有了更大的選擇權和主動權。由于受到題材類型、受眾偏好等因素限制，更大眾化、生活化的美食類紀錄片“爆款”現象，難以在體育紀錄片領域出現。市面上的紀錄片行業報告在調查用戶偏好時，甚至都沒有將體育這個分類囊括進去。
招商的絕緣體？
隨之而來的是商業化的難題。
相比于其他類型作品，紀錄片整體商業化能力較弱，大部分國產紀錄片在市場上的表現并不是特別理想。社會資本的介入一定程度上為紀錄片生產提供了必要的資金支持，然而完全依靠市場收回成本的紀錄片鳳毛麟角。體育紀錄片同樣面臨著這樣的難題。
創業公司黑馬體育制作的《足球少年養成》就面臨著叫好不叫座的局面。黑馬體育團隊東渡日本追蹤拍攝日本全國高中足球選手權大會，兩季紀錄片在觀眾中口碑頗高。去年8月的北京國際體育電影周，《足球少年養成》第二季成為電影周最具影響力體育影片。但因為缺乏贊助資金，這兩季紀錄片基本都是在虧本制作，《足球少年養成》的第三季還是未知數。
▲黑馬體育團隊東渡日本追蹤拍攝日本全國高中足球選手權大會。
王璐這部紀錄電影《高原上的棒球場》是她在央視紀錄片頻道播出兩部媒體紀錄片后的嘗試。
2013年，王璐第一次嘗試體育類型的紀錄片，一開始的幾個項目都進行的比較順利，“拍攝了一部25分鐘的攀巖運動紀錄片，幾乎沒有怎么修改。”接著她花了幾個月時間跟拍了魯能的一支青訓隊伍，制作了一部時長50分鐘的紀錄長片。“但《高原上的棒球場》和前面兩部臺播紀錄片不同，我想做一部紀錄電影。”
像這種成長題材的紀錄片，因為跟拍時間太長，在電視平臺很難看到其身影。“15年開始拍攝的時候，對市場、發行這些內容都不懂，我反而有種生猛的沖動，幾乎沒有考慮投入方面的事情。到17年的時候，才發現只靠自己日常的經濟收入來支撐這種體量的影片很困難，還好有很多朋友的幫助，再加上這兩年也一直在學習一些制片經驗，感覺算是咬牙堅持下來了。”
這部片子將近六年付出，“現在對商業上完全沒有預期，我最大的希望就是能出片；其次希望是能有一些影響力，能夠幫當地的棒球隊解決一些實際的困難和問題。當然也希望能回本。”
“（作者紀錄片導演）都是有‘毛病’的人。”《高原上的棒球場》制片人馬來可說，“紀錄片是招商的絕緣體。如果不依托平臺資源，招商是不太現實的。”
平臺同樣面臨著商業化的壓力。導演梁三的人物紀實系列紀錄片在B站上線后，最近B站的內容部門找了過來，希望策劃該系列紀錄片的第二季，“但是后來商業化部門給否了，覺得招不到商。挺失望的。我們現在在策劃另一個圍繞B站up主的提案。”
商業上的受挫也讓一些創作者們陷入焦慮之中。目前黑馬體育依靠為各大平臺和品牌做定制化內容服務來維持團隊的生存和發展，創始人蔡秋德在接受肆客體育采訪時曾說，“我也不希望團隊一直擔任一個乙方的角色，成為純粹的供應商，因為這會消磨我們的激情和創意。”
“紀錄片同行有的都想轉行去做短視頻了。“梁三說，但是一些搶救性地拍攝，是沒有辦法用金錢衡量的，“反映人類社會、歷史進程的影像，能給人帶來美好向往和深度思考，這些都是不可替代的。”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梁三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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