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個體育行業都離不開整個社會的運營機制，只有更加緊密地和社會捆綁在一起，挖掘社會的潛力，才能使我們的體育更有潛力地向前發展。”當被《新聞1+1》主持人白巖松問及疫情期間關于中國籃球的思考時，姚明給出了上述回答。
這已不是姚明第一次就體育教育的改革發表看法。2012年，姚明成為全國政協委員。在任職的第一年，他提交過一份關于體育重新融入到教育、回歸教育話題的提案，稱“我非常堅持體育其實是教育的一部分。我希望我們的體育，體教分離的情況可以得到重新認識，并且重新拼裝在一起”。
自姚明就任中國籃協主席以來，促進體教融合一直是中國籃協努力的方向之一。為此，他提出了小籃球項目，還推動CBA拓寬選秀面等政策的落地。最新加強與大體協、中體協的合作，可以被視為籃協在此領域的又一個重要舉措。
5月19日，中國大學生體育協會副主席、中國中學生體育協會主席薛彥青與中國籃球協會副主席兼秘書長白喜林在北京大學共同簽署“促進體教融合發展諒解備忘錄”。2017年11月，教育部學生體育協會聯合秘書處在上海與中國籃協簽署戰略合作協議，正式成為戰略合作伙伴。此次簽署的備忘錄作為2017年那份戰略合作諒解備忘錄的補充、加強和延續，三方將在籃球教練員的培訓及雙認證、整合競賽體系促進籃球人才的培養與輸送、聯合推廣“小籃球”項目、籃球賽事數據共享、弘揚籃球文化等方面開展戰略合作。
近年來，“體育是一種教育”的概念正逐漸被人們所接受。更準確地說，在體育文化熏陶下成長起來的新一代父母，對體育的認知正悄然發生變化，這無疑將為體教融合提供契機。當前，因為時代變化，因為疫情影響，我們或許面臨著一個“體教融合”的新機遇。
體教融合不可能一蹴而就。上世紀80年代，中國采取的是“體教結合”的模式，旨在為競技體育項目儲備高素質人才。在這種模式下，體育和教育的結合大都只是停留在形式上，體校更看重體育項目成績，普通院校則更看重學習成績，真正實現結合的案例并不多。
進入本世紀，“結合”改為“融合”，這是一種態度的轉變，也是體育是一種教育的緣起。
隨著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提高，越來越多家長認識到體育的作用遠不止強身健體那么簡單，體育的團隊合作和挫折教育等正成為人必不可少的基本素質。2019年8月，好未來旗下平臺“家長幫”發布了《中國家庭孩子身體素質培養洞察篇》，其中64.8%的家長認為身體健康永遠是第一位的，平時學習再忙，也要留出運動時間。據懶熊體育智庫抽樣調研，近八成的父母希望為孩子選擇1-2項長期練習的體育運動。
簡而言之，家長的觀念在悄然改變。
但是，問題依然存在。隨著孩子年齡的增長，學習成績往往變成家長們關注的焦點。每當面臨升學的關鍵時期，體育還是得“退居二線”。可如果體育也能成為孩子晉升好學校、找到好工作的一種途徑呢？我們不妨來看看美國的案例。
作為“黑人籃球之父”，埃德溫·亨德森（Edwin Henderson）是美國首位黑人體育教育工作者。上世紀初，他提出通過體育，讓更多黑人小孩能憑借自己的身體天賦和技藝躋身名校，最終完成社會階層的跳躍。時至今日，這仍是許多美國普通黑人小孩徹底改變自己命運的一種方法。
美國最近推出了一部名為《BASKETBALL COUNTY: In The Water》的紀錄片，講述美國東部馬里蘭州喬治王子郡（Prince George’s County）的孩子如何通過籃球改變自己命運的故事。
▲杜蘭特奪冠后將總冠軍獎杯帶回喬治王子郡。
喬治王子郡人口總數只有86萬。1968年，因為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被刺殺，一些非裔美國人從華盛頓特區集體遷移至喬治王子郡，籃球也在那里扎根，并逐漸發展為“籃球圣地”。自2000年以來，這座小城市培養出了30名NBA球員和幾百位NCAA Division 1級別的球員，包括凱文·杜蘭特（Kevin Durant）和維克托·奧拉迪波（Victor Oladipo）等全明星球員。在那里，體育是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孩子們讀上大學、改變自身命運的辦法。
喬治王子郡在籃球人才發展上有一套完備的培養體系。當地有400個公園，每個公園基本都配有籃球場，另外還建設了46個配有室內籃球場的社區中心，平均每2000個居民就有一個球場，足以滿足孩子們鍛煉球技的需求。同時，AAU體制又能讓孩子們從小就得到足夠多的比賽機會，為他們之后迎接大場面做準備。
AAU的全稱是業余體育聯合會（AmateurAthletic Union），成立于1888年，涉及籃球、足球、排球、棒球等35個體育項目。AAU的籃球項目會從8歲這個年齡段開始，按照球員的年齡或者年級進行分組，不同組別之間基本不會交叉。一些小學、初中里沒有籃球隊的孩子也會在AAU球隊里訓練和比賽，這能作為學校體育課程之外的一個補充。
AAU體制為許多年輕球員提供了舞臺和曝光，讓他們有機會打響名氣，獲得球探們的關注。只要球員足夠優秀，就很可能拿到名校的獎學金，圓自己的大學夢。
在美國的大學體系中，也有與AAU類似的體制，那就是NCAA。NCAA指的是美國大學體育協會（National Collegiate Athletic Association），由美國多所大學院校組成。其每年會定期舉辦籃球、橄欖球等體育項目的校際賽事，影響力以及所產生的經濟效益都十分可觀，同時也是學生運動員打入職業聯賽的重要上升通道之一。
▲杜蘭特通過AAU和NCAA，成功躋身NBA。
從AAU到NCAA再到NBA明星，杜蘭特就是一個好例子。11歲那年，杜蘭特率領喬治王子郡的AAU隊伍美洲虎隊拿下全國冠軍，嶄露頭角。此后，杜蘭特一直朝著職業球員的目標進發，先后加入籃球名校橡樹山高中和德州大學，最終在2007年選秀大會上被西雅圖超音速隊（俄克拉荷馬城雷霆隊的前身）以首輪第二順位選中。
值得關注的是，在NCAA體制下，學生運動員的成績是重要的考核標準之一。2004年，NCAA開始統計參賽院校的APR積分。根據該積分體系，每一名學生運動員都有2分，學業不合格會扣1分，下學期不留在校隊也會扣1分。每所學校的實際得分除以應得滿分再乘以1000，就是這所學校的APR積分。APR積分低于930的學校將受到三級不同程度的處罰，包括削減運動訓練的時間和減少校隊參賽機會等。此外，學校過去4年的APR積分也在考核范圍內，只有過去4年APR積分均達到930分的院校才能獲得參賽資格。
這就意味著，即便無法成為職業球員，NCAA對于學業成績的要求也能讓學生運動員們爭取到一張大學文憑，讓他們可以另謀出路。從這個角度看，體育和教育同樣是相輔相成、互不妨礙的。
▲小籃球項目讓許多孩子從小就能得到比賽鍛煉的機會。
實際上，小籃球項目的提出以及CBA選秀面的拓寬，與美國的這套籃球培養人才體系可以相互對應。小籃球項目針對的是6至12歲少年兒童，希望從小培養他們對于籃球的興趣。而CBA選秀面拓寬后，2019年CBA選秀大會就有24名大學生球員報名參加，為CBA選秀歷史之最。這種方式打通了學生運動員和職業聯賽之間的上升通道，讓他們追逐職業籃球夢想的同時，能夠兼顧學業，也有利于推動體教融合。
此外，中國一些地區已經提高體育在重大考試中的分數占比，部分大學也實行著“體測一票否決”的制度，都在提升著體育在教育中的地位。
但體教融合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實現，也不能單靠相關協會的推動。全社會都得動員起來，家長和學校需要重視體育，校外的體育培訓機構能夠提供優質的課程，為體教融合提供“生存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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