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男籃主帥宮魯鳴待遇糾紛仍在持續發酵。關于此事基本可分為兩派意見：一派認為籃管中心有苦衷，雖然之前有文件規定中國男籃主帥的月薪為15萬，一旦做出重大貢獻再重獎200萬，但畢竟現在大風向變了，八項規定利劍高懸，而宮魯鳴恰恰又是體制內的處級官員，所以籃管中心和體育總局都很為難；另一派則認為籃管中心主要領導缺乏擔當，雖有相關紀律規定，但畢竟宮魯鳴做出重大貢獻，即使紀律規定宮魯鳴無法領這筆工資，但籃管中心完全可以在自己的職權范圍內拿出一個方案以其它名義來補償宮魯鳴（籃管中心財務處其實為宮魯鳴草擬過一個方案但未獲批準），可他們愣是一本正經地走程序向上級打報告，這純屬是典型的沒魄力沒擔當的官僚主義作風。
盡管籃管中心的確有苦衷，但大多數人都堅持后一種觀點，畢竟這是個基本的誠信問題。前有《國字號教練工作人員待遇規定》（2014年修訂版）的明文規定，后有宮魯鳴率隊在亞錦賽出人意料地強勢奪冠，于情于理，籃管中心都該按照承諾兌現月薪和獎金。雖然目前國家相關紀律甚嚴，國家體育總局此前更是曾被巡視組點名批評過，但在公眾看來，宮魯鳴這筆錢既不多也合情合理，有關機關肯定會支持理解。
退一萬步說，即使身為籃管中心初級干部的宮魯鳴無法以男籃主帥的名義拿到這筆高薪，但籃管中心完全可以在中心內部以其它名義進行補貼。畢竟混過職場的人都明白，只要你出于為公司謀利角度做事，即使產生一筆超出個人權限的費用，上級領導多會在自己的職權范圍內以其它名義將其補償給你。
上世紀90年代末，鑒于當時各部委職工住房短缺，中央有關單位提議各單位內部自行集資建房。當時體育總局系統90%的職工宿舍不達標，另有300多人沒有房子或者被迫合住，這其中不乏一些半生都在中國體育做貢獻的一線老教練和金牌名將，從基層走出的袁偉民頗知個中的酸楚。于是，他在出任局長后把改善職工住房當成一項重要的工作來抓，最終總局自籌資金興建了龍潭湖住宅小區。
而在這其中，因為體育總局和中國奧委會是兩塊牌子一個單位，所以也吸納了中國奧委會自己市場開發的1億資金，說白了，這就相當于自己把錢從左口袋放到右口袋。但最終當財政審計勁風疾吹時，體育總局因為“挪用中國奧委會專項資金”而被國家審計署重點點名批評，并且這件事就發生在2004年雅典奧運會開幕的一個多月前，這讓不明真相的媒體和群眾對體育總局大加鞭韃，讓幾代體育人倍感幸福的龍潭湖小區也立馬淪為了可恥的“腐敗樓”。
當時體育總局內部對審計署的指責感到既搞笑又委屈。袁偉民和總局黨組書記李志堅幾番向相關部門說明情況，一位當時分管體育總局的中央領導也曾私下批評審計署亂彈琴，連基本的情況都搞不明白就通告批評，但審計署堅持認為自己在審計程序上沒錯，體育總局和中國奧委會名義上的確是兩個單位。這件事最終由更高層領導出面協調方才平息，但相關方面最終也沒有給總局恢復名譽，至此造成了非常惡劣的輿論影響，還被不少國外媒體三人成虎謠傳成“中國體育總局貪污了2008年奧運會籌辦專項資金”，甚至國家奧委會都致電體育總局詢問相關情況。
這讓當時的奧運代表團很多運動員和教練都很寒心：“我們即將上前線賣命為國爭光，你們審計署卻不問青紅皂白胡亂污蔑。”事實上，袁偉民在雅典奧運會后選擇徹底退休也多少有些寒心的意思，畢竟當時中國要籌辦2008年奧運會，領導雖然批準袁偉民退休，但囑咐其要繼續為奧運發揮余熱，但袁偉民明確表示自己不在其位不謀其政，隨后拒絕了所有關于奧運顧問的頭銜。
從某種意義上，宮魯鳴的情況固然讓人憤慨，但若縱觀全局，這在體制內則屬普遍現象。若論內心冤屈，最近兩年的不少國企央企高管私下更是義憤難平，他們自認為國實現巨額創收，但卻只能拿固定工資，個別老總即使按照上市公司規定收到百萬年薪也只能自覺上繳。其實只要看看經濟領域，類似的令人憤慨的體制僵局則隨處可見。對于這種情況，有人專門說了一番話：“當官發財兩條道，當官就不要發財，發財就不要當官。選擇從政就不要在從政中發財，選擇發財就去合法發財。”不知道這句話出自何處的讀者可自行百度。
對宮魯鳴而言，如果沒有更高層領導介入或總局拿出具有政治智慧的決策，此事恐將繼續拖延，而宮魯鳴本人則需要做出一個艱難的抉擇，畢竟若無特殊情況，國家很難為其一人破例。在目前這個個案上，所有人都希望宮魯鳴繼續執教，但在和撞破體制圍墻這個高度上而言，宮魯鳴的奮力抗爭或許能夠成為開路先鋒。2002年的王治郅在體制面前撞得頭破血流、兩敗俱傷，但從長遠看，他“滯美不歸”的悲劇卻成就了姚明和易建聯等后來人，如今，如果宮魯鳴最終無法執教中國男籃，那無疑同樣是一個各方皆輸的悲劇。但未來這必定能推動體育陣線的體制改革，從這個意義出發，宮魯鳴應該堅持討薪，甚至可以告上法庭，或許在未來“宮魯鳴討薪案”會成為中國體育界的一個里程碑。只是，為什么非要用無可挽回的悲劇才能推進體制改革呢？
此外，據筆者所知，這幾日被公眾臭罵的籃管中心主任信蘭成其實于公于私都希望宮魯鳴能拿到屬于自己的那筆工資。于公，宮魯鳴人才難得，其在球員時代、男籃主帥（1996年奧運前八、2015年亞錦賽）、女籃（2002年世錦賽第六）都曾為國做出重大貢獻；于私，信蘭成本人很敬佩宮魯鳴的人格氣度，兩人稱得上是君子之交，這點在等級森嚴的官場中著實很難得。
無論是1999年宮魯鳴毅然回國主導女籃換血還是2014年在男籃最低谷時慨然出山，都與信蘭成在背后的積極動員有關。試問，如果沒有信蘭成的積極力挺和充分授權，無論是1999年的女籃還是2014年的男籃，宮魯鳴如何能大刀闊斧徹底換血？但如今此事已經超出了信蘭成以及籃管中心的權限范圍，事實上，體育總局的領導也已和宮魯鳴幾番溝通，但仍舊難有結果，從這點上也可以看出這件事絕不是籃管中心找個名頭就能給宮魯鳴開支這筆錢這么簡單。
多年來，外界對信蘭成誤讀頗深。一位和信蘭成共事過且關系并不算太和睦的前籃管中心干部直言，信蘭成的確是個很標準的官員，他處處按規定辦事從不逾規，和主政時積極改革的李元偉的確不是一個風格，但在本分工作上他一點都不少干。如果李元偉的《北極星計劃》是轟轟烈烈引得萬眾膜拜但最終未有任何結果的頂層設計，那么信蘭成的U16-U19四級國青梯隊建設則是因循守舊且不為人知的底層蓄力。一個試圖改造CBA、突破體制樊籠卻處處遇挫，一個則重視國家隊，在遵循體制規定的前提下盡可能培養人才，李元偉和信蘭成的確執政理念迥異，但兩人從根本上都是體育總局任命的官員，實質意義上的區別到底有多大純屬是個仁者見仁的問題。
前述官員直言，自己雖和信蘭成政見不一，但在不少是非原則問題上，信蘭成是個可靠的領導，在處事上更絕非庸才俗吏，他某些時候在籃管中心內部甚至有些曲高和寡的孤傲之感。該官員還表示，待信蘭成退休之日，籃管中心內部的一些昔日老人希望可以通過媒體還原一個真實的信蘭成。只不過媒體和公眾愿意相信多少就盡在媒體自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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