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家小區附近的公園慢跑5公里，或是參加一場附近城市的馬拉松；通過付費會員選擇自己最關注的NBA、西甲或是英超比賽，當然，如果不想花錢，免費場次也有足夠的選擇；在上海八萬人體育場現場觀戰曼聯VS多特蒙德，在鳥巢看一場ICC國際冠軍杯……
在46號文件頒布之后的這兩年，體育確實在以更豐富的方式融入中國人的生活，盡管在輿論和資本的大力鼓噪之下，仍然有些東西頑固的仿佛石頭一塊——比如國足的成績和學生身上沉重的課業負擔。
“一個文件不可能促使體育產業迅速增長。”9月19日，在懶熊體育舉辦的中國體育產業集市北京站活動上，80歲的前中國奧委會秘書長魏紀中這樣表示。
▲魏紀中在懶熊體育活動上發言
但就中國特殊的國情而言，政策的指向性和資本的推動力，雙輪驅動仍是一個產業發展不可忽視的動力所在。中國體育產業也不例外。
2014年10月20日，《國務院關于加快發展體育產業促進體育消費的若干意見》出臺，之后一直被簡稱為46號文。隨之而來的是，資本爭相進場跑馬圈地，體育創業潮起潮落，體育行業原有市場環境的眾多方面都在發生變化。
政策指引不會只有一份文件。除了46號文，從國務院到體育總局，再到發改委、財政部、文化部、教育部、廣電總局、國家旅游局，相繼也出臺了相關配套政策。不完全統計，圍繞著46號文前后出臺的相關文件超過了20份。
今年5月5日，國家體育總局印發的《體育發展“十三五”規劃》規定，到2020年全國體育產業總規模超過3萬億元，經常參加鍛煉的人數達到4.35億，人均體育場地面積達到1.8平方米。
懶熊體育梳理了它們帶來的最重要的6個變化和執行效果：
一、職能轉變，政府購買公共服務
轉變政府職能層面的文件，2015年5月11日，國務院辦公廳轉發文化部、財政部、新聞出版廣電總局、體育總局《關于做好政府向社會力量購買公共文化服務工作意見》的通知。
政府向社會力量購買體育公共文化服務，它利好了5類項目：
公益性文化體育產品的創作與傳播
公益性文化體育活動的組織與承辦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民族民間傳統體育的保護、傳承與展示
公共文化體育設施的運營和管理
民辦文化體育機構提供的免費或低收費服務
不過這種原意為釋放民間商業力量的條文，因為體育產業的火熱，在實際執行中也容易遇到中國近年的老問題。
“從產業的角度，不但政府沒有退出，有些地方反而成立體育產業公司，規劃體育產業園，甚至政府參與主辦賽事。”關鍵之道體育咨詢公司CEO張慶對懶熊體育表示，“現在的問題是政府的手伸得有點長，這部分應該有實質性的改變。”
江蘇、浙江等沿海省份相對來說執行得要好些，江蘇在加快社團、體育企業的培育上做得較好，并且探索醫保卡應急健身的模式，滿足老百姓的健身消費需求。
“體育部門的三大任務可以分為競技體育、全民健身和體育產業。體育產業有很大的經濟利益在里面，原則上政府只能管，不能辦，政府一辦的話就會跟老百姓搶利益了。”華南師范大學體育科學學院教授譚建湘對懶熊體育表示。
二、取消審批，賽事IP紛紛涌現
46號文對賽事層面的影響是最顯而易見的——“取消商業性和群眾性體育賽事活動審批”，46號文中的這句話，大大促進了賽事的開放與發展。
但那只是政策開放的一個開始，2個月后相關政策接連出臺。2014年12月24日，體育總局印發《關于推進體育賽事審批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見》和《在華舉辦國際體育賽事審批事項改革方案》的通知。
前者明確規定，除全國綜合性運動會和少數特殊項目賽事外，包括商業性和群眾性體育賽事在內的全國性體育賽事審批一律取消。
而后者則按國際體育賽事主辦方、比賽性質和重要程度將在華舉辦的國際體育賽事分為A、B、C三類，按“計劃報批，分類審批”進行審批管理。同時指出，由社會中介機構舉辦的商業性、群眾性國際體育賽事不在此列，可根據當地規定自行辦理相關手續。
這些政策都刺激了國內體育賽事運營市場的活力，可以看到諸如以下表現：
綜合性賽事：2022年冬奧會落戶北京和張家口，2022年亞運會將在杭州舉辦。
足球籃球：樂視體育將ICC國際冠軍杯帶到中國大陸，華錄百納推動了歐冠籃中國賽的落地，萬達主導的中國杯將2016年啟程，2019年FIBA男籃世界杯落戶北上廣等8座城市，此外還有眾多商業賽事和業余賽事。
網球：中國網球版圖不斷擴大，除了原有的中國網球公開賽、上海大師賽、廣州網球公開賽，珠海2015年加入WTA大家庭，成都今年納入ATP版圖。武漢網球公開賽等誕生于46號文同年。
障礙賽、耐力賽：賽事IP紛紛涌現。去年泥濘跑獲得天使輪融資并落地。今年十月，萬達收購的IRONMAN、盛力世家運營的Spartan Race、IMG合作的Tough Mudder，先后在中國落地，后兩項賽事更是第一次在大陸進行。更別說遍布全國出現井噴式發展的馬拉松和路跑賽事。
賽事位于體育產業上游的供給側，是塑造體育消費的渠道，圍繞著賽事能產生IP、媒體轉播版權、場館運營、商業開發、票務消費等多個體育領域的經濟價值。而在體育之外，賽事帶來的則是對投資、營銷、就業、酒店、旅游、消費等相關產業環節的帶動。
▲樂視體育國際冠軍杯北京站運營一度遇挫
三、場館開放，受困于體制掣肘
體育產業上游除了賽事，還有場館。場館是促成體育消費的終端場所。
46號文中寫到，“創新體育場館運營機制。積極推進場館管理體制改革和運營機制創新，引入和運用現代企業制度，激發場館活力。”
在此之前的2014年1月14日，國家體育總局和財政部便聯合發布《關于推進大型體育場館免費低收費開放的通知》，要求體育部門所屬大型體育場館向社會免費、低收費開放。同年9月12日，國家體育總局印發關于《大型體育場館基本公共服務規范》、《大型體育場館運營管理綜合評價體系》的通知。
46號文之后的2015年1月15日，國家體育總局關于印發《體育場館運營管理辦法》的通知，強調體育場館的公益屬性和體育服務功能，并要求進行市場化和規范化運營。
譚建湘介紹到，中國整個170萬體育場館里面大概有九成以上是事業性質，但是不一定都在體育部門手里，46%在學校，還有一些在黨政軍機關當中。
真正具有經營性質的大中型體育場館并不多，北上廣深的大型體育設施不少，二三線城市的體育設施還有很大的缺口。另外一方面，體育場館的使用效率并不高。
“根本的原因是體制問題。因為大量的都是事業，事業跟企業相比沒有權利的對等，無法調動事業單位的積極性，大家都守著體育場館吃大鍋飯。”譚建湘指出，“按照我們將來講人均的發展要重視兩個方面，一個是二三線城市大中型體育場館設施的建設，二是基層的體育設施的建設。”
當然，情況也在發生變化，一些地方把這個事業單位變成企業。10多年前，深圳市就把深圳體育中心幾大場館的事業單位就變成了國有企業，但是變成國有企業依然受到很多因素制約，在項目投資、市場機會、商業判斷方面的反應與民營企業依然不同。
四、轉播放權，資本競逐版權價高企
媒體轉播市場是整個體育產業變化最大的領域之一，這也是整個體育產業當中價值最大的蛋糕之一。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里，作為體育產業龍頭的體育賽事運營不賺錢，一個重要原因是電視轉播權賣不出錢來。不過，46號文等的出臺，迅速刺激了體育轉播市場的嬗變。
國務院46號文中規定：放寬賽事轉播權限制，除奧運會、亞運會、世界杯足球賽外的其他國內外各類體育賽事，各電視臺可直接購買或轉讓。
46號文出來之后，前央視體育中心主任馬國力在《經濟觀察報》上發表文章寫到，如果可以將媒體版權費用提高到賽事總體收入的40%，中國的體育市場才可能成為良性市場，前提是要有一個以上有實力的買家。
除了46號文，2015年12月24日，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印發了《關于改進體育比賽廣播電視報道和轉播工作的通知》，再次強調和支持了46號文中的規定。
伴隨著政策的放開，體育轉播版權市場競爭迅速加劇，資本涌入，巨頭競逐，版權價格高企。后面的故事不用多說，中超、NBA、西甲、英超等賽事轉播版權均賣出天價，WTA、歐冠籃均與中國公司簽下長約，還有大量小眾賽事版權紛紛進入中國大陸。
▲中超版權賣出天價
這其中，體奧動力80年買斷5年中超信號制作權及全媒體版權，騰訊5年5億購買NBA新媒體版權，PPTV花費2.5億歐元購置西甲全媒體版權，樂視體育與體奧動力就中超新媒體版權展開合作，都是這之中的大手筆。
伴隨著轉播權的流動，圍繞著體育人才的競爭趨于白熱化，新的媒體陣地瘋狂引援，劉建宏、段暄、王濤紛紛出走央視，傳統媒體、新浪體育、NBA中國等亦成為人才輸出大戶。
五、足協改革，校園足球任重道遠
從體育項目而言，足球無疑是體育產業變革當中最受關注的。這不難理解，足球是世界第一大運動，在全球體育產業中占據大概40%的產值。
圍繞著足球而出臺的政策更是源源不斷。2015年3月8日，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中國足球改革發展總體方案》。《方案》明確指出，足協與體育總局脫鉤，且足協不設行政級別；改革完善職業足球俱樂部建設和運營模式，改進完善足球競賽體系和職業聯賽體制；改革推進校園足球發展，全國中小學校園足球特色學校在現有5000多所基礎上，2020年達到2萬所，2025年達到5萬所。
今年4月6日，《中國足球中長期發展規劃（2016—2050年）》出臺。《規劃》再次對從足球學校、校園足球、足球人口和足球場地等地方下達指標。隨后的5月9日，《全國足球場地設施建設規劃（2016—2020年）》發布，規劃足球場地方面的指標。
▲足協脫離總局
的確，中國足協與國家體育總局正式脫鉤，也撤足管中心及編制。當然，考慮到國情等因素，體育總局副局長蔡振華仍然兼任足協主席。
“中國足協的改革還不是很徹底，但是現在已經開始改，已經開始在逐步的管辦分離了，專門意識到協會的實體化的問題，國家體育總局也提出了10幾個非奧運項目的作為試點先行。體育部門的改革應重視核心資源的市場化，如運動員，運動隊，賽事，場館等，如這些資源不能進入市場，談何產業?”譚建湘表示。
足球青訓層面，項目數量和融資頻次都在增多。索福德體育B輪獲華人文化控股數千萬美元注資，動吧體育A輪獲得3000萬元融資，勝利聯盟拿下經緯創投等多家機構的投資，恒圣體育獲得熠帆資本1000萬元Pre-A輪融資，還有眾多國外俱樂部亦紛紛試水中國足球青訓市場。
不光足球，籃球亦背負著同樣的使命。今年6月，NBA中國與教育部續約，共同推動校園籃球，計劃500所中小學作為校園籃球特色校，推行籃球體育課程。
“教育體系對體育產業的支持還有待加強。長遠看，體育產業發展，除了體育部門，根子就是教育體系。孩子們成天奮斗在小升初、中考、高考的壓力之下，足球（籃球等）進校園任務挺重的，課余時間基本沒有在業余俱樂部里，很難形成體育健身運動、參與體育的習慣，自然也就難成真正的體育消費人口。當然了，也不能指望兩年就發生太大的變化。”關鍵之道體育咨詢公司CEO張慶對懶熊體育指出。
體育消費人口規模的擴大，有效需求的增加，才是未來體育產業大發展的空間所在。
“我們觀察的一個硬指標是看到底中產階層多數人把體育作為生活費方式，可支配的收入當中用于體育消費的支出有沒有明顯增加，在體育的消費的時間上有沒有明顯增加。在這幾點上，我并不是太樂觀。指望2年就發生根本性改變，也不科學。”張慶說。
最新的政策是10月14日發布的《國務院確定進一步擴大國內消費政策措施》，其中寫到，消除制約體育等消費的體制機制障礙，加快發展健身休閑產業指導意見，發展冰雪、山地、水上、汽摩、航空等戶外運動和電子競技等。
六、體育旅游相融，機遇挑戰并存
從產業融合角度，體育與旅游有著天然的結合契機。
今年5月15日，國家體育總局、國家旅游局簽署《關于推進體育旅游融合發展的合作協議》。2016年1月至4月舉辦的311場各類大型體育賽事監測數據顯示，觀賽和參賽人數共計338萬人，由賽事產生的旅游、交通、住宿、餐飲等關聯消費達119億元，對舉辦地的經濟拉動超過300億元。
但體育旅游要想發生質變，面臨的挑戰不小。在歐美發達國家，大型體育場館旁往往開有多家酒店、餐廳以及Shopping Mall，小范圍內便能滿足游客娛樂休閑購物住宿的需求。而就目前而言，因為場館建設初期大多只考慮場館本身，而很少從商業角度考慮周邊配套設施和業態的發展。
“基本是建球場就是建球場，不考慮周邊配套，我們球場就是這樣。不只是中網，國內幾乎所有體育場館、體育賽事很難完全留住人，因為自身沒有形成生態。”張軍慧說。
當然，這其中也有綜合業態發展的案例，例如萬達。以萬達IRONMAN 70.3合肥站為例，賽事終點設在萬達文化旅游城。這類似衛星城的綜合體當中，包含了萬達茂、萬達樂園、酒店群、住宅和商業地產項目，能從度假、休閑、娛樂、賽事方面滿足選手、游客和觀眾的多方位需求。因為合肥萬達文化旅游城開業不久，再加上賽期和周末，萬達茂人氣旺盛，酒店夜晚亮燈率不低。非賽期人流量如何，則還有待時間檢驗。
▲體育之于萬達文旅地產項目是一門流量生意。IRONMAN官方圖片（Matt Roberts/Getty Images）
一個文件無法迅速改變一個產業，一方面它需要眾多與之配套的政策，另外一方面這些政策需要能真正落實執行。體育產業依然受體制性因素掣肘，體育消費人口規模仍舊不大，這些都是現實。
這6個變化和影響，是否也在你的個人生活中或公司運營中發生？你是否也受益其中？在你所處的城市這些體育政策執行得怎么樣？有什么改進的意見？或者說，如果沒有46號文，你的人生會發生什么變化？懶熊體育也想聽聽你們在這2周年的故事，請給我們留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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