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是全球體育大年，美洲杯、歐洲杯、奧運會接踵而至。放眼全球，大型賽事對體育產業發展的推動至關重要，頂級賽事IP成為大資本爭奪的焦點，萬達、華人、樂視、騰訊等紛紛涌入；聚焦中國，大賽對體育產業更是起到了指導性的作用，這種作用不僅體現在資本及產業層面，而且深入骨髓，為國內體育產業的方方面面注入了鮮明的中國特色。

比如在最為關鍵的人才培養上。體育人才，尤其是以職業運動員為代表的高端體育人才，是一國體育產業發展的根基。對比中外體育人才的培養，中國的體育人才具有鮮明的大賽定律：大賽適齡運動員擁有更多的體育資源，競技水平更高，得到的比賽及曝光幾率更大。

以數據統計相對完備的足球為例，統計2015年中超一線內地球員的年齡分布，單數年出生的球員數幾乎是雙數年的三倍。相比之下，日本J聯賽和韓國K聯賽在球員年齡分布上則正常得多，單雙數年出生的球員數量不存在顯著差異。

表格 1、中日韓職業足球運動員的年齡分布（按單雙數年）

按照年份進行統計，結果更加明顯。相比于日韓聯賽，中超職業球員在出生年份上存在明顯的雙數年斷層，而且表現得十分穩定：

圖 1、中超球員的出生年份分布

圖 2、韓國K聯賽（左）及日本J聯賽（右）球員出生年份分布

這樣的結果，或言出生年份上的斷層，多少令人感到費解。雖然從全球范圍內看，體育人才的涌現的確存在所謂“大小年”的規律，但這并不能解釋為何國內的“大小年”差異如此巨大，并且呈現穩定的周期性特征。

關鍵在于大賽導向的選材機制。即使作為中國最早進行職業化的運動項目，足球運動員的選材依然具有明顯的計劃經濟、舉國體制特點，各地體育局、體校以及國家隊在其中扮演著關鍵的角色。當行政力量成為體育選材的主導，體育人才的培養自然遵循行政長官的意志，而非市場規律。

對各地體育主管部門而言，首要任務是為全運會及奧運會服務，金牌是最重要的KPI。體現在選材周期上，單數年舉辦的全運會（要求U20、U18年齡段參加）以及雙數年舉辦的奧運會（要求U23年齡段參加），就使得中國足球在體制內選拔“苗子”時，更傾向于適齡的單數年出生球員，并減少了雙數年球員更上一層樓的機遇。實際上，全運會的年齡限制也是在為奧運會服務，比如2013年舉行的沈陽十二運會，各地選拔的U20苗子，同時也構成了2016年國奧隊（U23）的人員儲備。而這批苗子的出生年份，反推回去，便是構成當前中超主力的“93一代”。大賽對國內體育人才培養的決定性作用可見一斑。

在這樣的選材機制下，可以想見，雙數年出生的球員有很強的激勵更改年齡，以適應全運及奧運周期。這也是為什么改年齡現象在國內體育領域層出不窮，以及進一步解釋了中超職業球員單雙數出生年份差異巨大——不排除一些雙數年出生的球員主動或者被動調整了出生年份。

如果說獨特的年齡分布只是行政干預體育的一個“看上去并沒有那么壞”的結果，那么由此導致的體育資源分配不均，以及對體育人才培養構成的扭曲，則對國內體育及體育產業構成了實實在在的傷害。

分析國內體育產業的發展，一個問題始終繞不過去，中國足球為什么不行？其實從大賽成績看，中國青少年足球在亞洲乃至世界上都曾有過不錯的表現，比如2001年阿根廷世青賽，81年齡段的國青隊小組出線，僅一球惜敗阿根廷，被譽為“超白金一代”；2005年荷蘭世青賽，85國青，同時也是2008年奧運會適齡隊伍，小組賽三戰三捷，僅一球惜敗德國隊，被譽為“黃金一代”。但這樣的好成績并沒有延續到成年組，當國青隊步入成年，他們的運動成績和賽場表現就被同年齡段的日韓球員拉開了差距。

出現這樣的問題，原因十分復雜，大致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青年隊成績也許并沒有那么好，國青隊集體改年齡，在國際賽場上以大打小，在業內幾乎是公開的秘密。而一旦步入無差異的成年組比賽，這種年齡的優勢便蕩然無存，自然比不過其他國家；二是國內職業聯賽需要為奧運及國家隊集訓讓路，賽事周期短，球員得不到鍛煉，限制了聯賽及球員的發展；三是為保奧運，國內足球管理部門屢次拒絕球員留洋申請（曲波、陳濤、張恩華等），讓這些適齡球員失去了在高等級聯賽鍛煉的機會。而與此同時，日韓球員卻能夠大量輸出歐洲，大幅提高身體素質及技戰術水平；再加上為扶持85國青打2008年奧運會，犧牲了87、89一代的多次大賽機會，直至“93一代”才又迎來人才大年，中間出現了長達8年的人才斷檔（中超聯賽87、89年的球員雖然多，但成名的少）……長此以往，中國足球自然不行，能行才怪。

羅列總結中國足球為什么不行，林林總總都指向行政對體育的過度干預。更進一步的，在職業化道路上走了20多年的中國足球尚且如此，其他仍然停留在體校和體制內的運動項目則更加不堪。除了少數在全球范圍內參與度不高的非市場化項目，中國體育及體育產業要想取得與經濟發展相匹配的地位，困難和阻力重重，恐怕需要1甚至2代人的時間。須知，體育產業的兩個“長”是繞不過去的，一是人才培養周期長，二是聯賽成熟周期長。這并不是資本涌入便能在短時間內改變的，更何況當前還存在諸多體制機制方面的障礙。

說一千道一萬，中國體育產業的改革與發展之道并不神秘，那些用來描述其他領域改革的美好詞匯，同樣適用于體育領域：供給側改革、厘清市場與政府的邊界、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但說易行難。行政對體育及體育產業最大的干預莫過于大賽導向，用奧運會、全運會的KPI指揮體育資源，形成獨特而鮮明的大賽定律。以上種種，可謂都是改革的深水區。

不破不立，先破而后立，為中國體育產業發展創造更為寬松的制度環境，正是當前政府、資本及體育業界的當務之急。

聲明：文中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不代表懶熊體育。

作者簡介：熠帆資本投資經理，先后就職于新東方教育科技集團，香港鳳凰傳媒集團及國內某知名體育媒體。長期從事宏觀政治經濟政策分析工作，在體育、文化、科技產業與國家宏觀政策相關領域有深入研究。馬軍先生擁有廈門大學公共管理學士及國立臺北大學公共行政碩士學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