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夏天，馬特·巴恩斯（Matt Barnes）收獲了整個職業生涯期待已久的總冠軍戒指，至此，他再也不需要對自己的榮譽有什么其它的渴求。看上去，這位已經在聯盟征戰14年的老將更像是一名天生的橄欖球選手，不論是球場上還是賽后采訪中，他永遠都擺出一幅毫無歉意、傲慢無禮的樣子。不管依照何種標準，尤其是對于一名擅長干臟活兒的第二輪選秀球員來說，巴恩斯的職業生涯可謂相當成功：效力過9支球隊的他，總收入將近3000萬美金。
比起投籃，他的犯規顯然更加出名，連巴恩斯自己都稱自己是個“惡棍”。在其職業生涯中，巴恩斯和NBA聯盟的管理者們發生過至少14次沖突， 鎖喉、扔籃球、踢水瓶、垃圾話，數不清的禁賽，甚至有一次還因為惡劣行徑在場外遭到逮捕，連他本人都對此供認不諱。毫無疑問，巴恩斯為以上種種不端支付了高額的罰款。除此之外， 巴恩斯還常常領到有“NBA版停車罰單”之稱的技術犯規，在五年的時間里，他累計收獲了42次技術犯規，其中單筆罰款額就達到四位數。
▲球員時代，馬特·巴恩斯以脾氣火爆著稱
總而言之，巴恩斯估計在聯盟的罰款事項上損失了大概50萬美金，即使對于一個精于財務、身價百萬，但還渴望成為億萬富翁的個體來說，這也稱得上是一筆巨款了。還好。現在這位容易動怒的小前鋒已經退役了，不用再擔心銀行存款會有什么損失了。不過，他還是很樂意對于聯盟現行的紀律處分規定“放上一把火、砸上一錘子”。
“要我說，我會解雇負責人，因為他們根本就不著調！”上周，巴恩斯在電話里對著The Crossover大吐苦水，“這些罰款簡直可笑荒謬極了！他們就愛這么干，這些新裁判們傲慢又自大，他們以為這是在給孩子們發糖果嗎？他們給的可是技術犯規，一個個都要上千美金的玩意兒！我只能想，他們（聯盟）是覺得付給我們太多錢了，所以他們在不遺余力地要回去。”
巴恩斯不是唯一一個抱怨的球員。金州勇士前鋒德雷蒙德·格林（Draymond Green）就曾在2015年半開玩笑地說，他會從自己新簽的四年價值8500萬美元的合同中專門撥出一部分款項用于交罰款。后來，格林又在今年一月份建議，聯盟應該給裁判團隊來一次“徹底地換血”了，他也為此收到了2.5萬美元的罰單。而在2017年秋天的一場季前賽中，波特蘭開拓者后衛C.J. 麥科勒姆因為擅自離開替補席而被聯盟罰款17萬美元，同時他要為此禁賽一場。對于這樣的處罰結果，麥科勒姆當然不會滿意。他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聯盟完全沒必要把我禁賽，”在他看來，NBA官方那些所謂的規章制度從沒有良好的貫徹實施過。
但要明確的是，如果說球員對罰款充滿厭惡之情，那也只猜對了一半，而另一半則是出于好奇心。聯盟該如何回應對其規則解釋存在前后不一致的情況？球員可以通過正式渠道對處罰提出異議嗎？許多球員和球迷都知道，這些錢最終捐給了慈善事業，但到底是哪家慈善機構在接收呢？或者說，球員自己可以直接把罰款交給到寵物慈善項目嗎？
“（聯盟）罰我的錢，但我從來就不知道他們把錢用在哪了，”巴恩斯直言，“何況他們還讓我交了那么多的錢，我至少可以要求聯盟把這筆錢用在我想獻愛心的地方。作為一名球員，我們掙的錢也都是流血流汗努力拼來的。5萬美金的罰款，真TM的不是個小數目，我完全可以捐給我自己的或是朋友建立的非盈利慈善組織做點兒什么，至少這樣，我還能知道錢用到了該花的地方。”
巴恩斯、格林和麥科勒姆代表了很多NBA球員的觀點：他們對聯盟的處罰條例，尤其是涉及罰款的部分有著太多的疑問。但是雖然多數回答并不盡如人意，全美籃球球員工會（NBPA）還算也有自己的一套官方解釋。
一探究竟——揭秘聯盟罰款系統運轉原理
無論好壞，起碼，聯盟的紀律處分流程簡單快速。以執行副總裁范德韋恩（Kiki VanDeWeghe）為首的NBA籃球運營部門始終保持著對比賽、媒體評論以及場外違規行為的監控。其中有些屬于例行公事，比如公開議論批評聯盟、在場上發生沖突而導致比賽暫停之類的，NBA的安保人員會聯系涉事球員做一個錄音的電話采訪調查。由于處罰可能涉及禁賽，聯盟會高效迅速地在球員的下一場比賽之前公布具體的懲戒。因此，通常這些錄音電話采訪在事件發生后的第二天就會進行。
在電話采訪之前，全美籃球球員工會（NAPA）的法務工作人員會主動聯系當事球員幫助其進行辯護。球員工會的律師也會通過采訪的回放錄音來準備聲明陳述，并參照過往相關事例來構建談話框架，為球員還原事件真相。大多數情況下，處罰措施依照先例和并會受到以下3個因素的影響：一是球員的意圖（是否故意制造沖突），二是球員的悔意（是否對后果感到抱歉），三是球員的犯規歷史。全美籃球球員工會還將使用數據來幫助球員進行辯護——工會的數據庫保存著過去所有沖突事件，甚至還能追蹤到哪位裁判給哪位球員給了技術犯規。
隨后，范德韋恩及聯盟辦公室會在正式采訪后迅速做出相應決定，并在當日通過新聞稿發布處罰結果。依據全美籃球球員工會（NBPA）律師加里·科爾曼（Gary Kohlman）的說法，NBA的處罰是“即使不在幾分鐘內完成，也一定能在幾小時內完成”的決定。不管是美元現金還是比賽支票，金錢性質的處罰都是由球隊從下一次支付給球員的薪水中預扣的。看上去，聯盟在有效率地同時扮演著多個角色，是控方、又是裁判、還是出納。只不過，如此“草率”的流程似乎對于球員略顯不公。
“（聯盟）在和談話之前其實都已經知道他們要做什么了，”巴恩斯說，“對于那些高高在上的當權者來說，電話錄音采訪其實毫無意義，就像在警察面前你的說辭永遠是蒼白無力的‘狡辯’一樣。僅憑球員的個人力量永遠無法和整個聯盟抗衡。對他們聯盟來說，保護裁判的權益比什么都重要！”
科爾曼說工會（NBPA）已經能夠“相當成功”地確保對于球員常見違規行為的裁決結果保持一致。那些公開批評聯盟的初犯或者認錯態度良好的球員一般只會收到1.5萬美元的罰款；球隊主力頂撞裁判通常會被罰款2.5萬美元；而像德雷蒙德·格林這類高舉聯盟犯規大旗的“第一人”最近又因為抱怨勞倫·霍特卡普（Lauren Holtkamp）裁判而領到了5萬美元的罰單。但與此同時，其他一些不可預測的情形，諸如打架甚至是極其惡劣的公然犯規，其處罰則陷入了一個相對的灰色地帶——“聯盟保持最終解釋權”。
對于超過5萬美金的罰款，工會可以代表球員提出申訴并且請求第三方獨立仲裁進行評判。通常，申訴會使罰款減輕，款項也會退還給球員。但是科爾曼堅定認為，聯盟就是會從最先開出的處罰中受益，類似于美國職業棒球大聯盟的“保留”條款。
“對于兩個聯盟來說，處理結果原則上都應該在比賽當晚或是第二天就公布，因此判斷時間很短，”科爾曼告訴The Crossover，“如果追究的時間能夠更加寬裕一些，比如（在做出處罰決定之前）多個一天兩天的話，那么我們可以和球員一起回放整場比賽的錄像，查閱裁判的背景記錄等等。這些是合理的、有意義的回顧環節，而這樣的審查不僅僅是對于球員，也會使得整個聯賽更加公平。”
想要改變處罰流程，除非等到下一次勞資協定（CBA）談判才有可能。但球員工會還是在2016年的勞資談判中取得了實質性的勝利，從某種程度上說，是幫球員省了一大筆錢。因為在新規定中，球員的單場比賽酬勞從此前版本所規定的年薪的1/110降低到了年薪的1/145。
或許對一般球迷而言，重新設計的比例看上去有點晦澀難懂，但可以肯定的是，這絕對不是一筆小數目。舉個例子，夏洛特黃蜂隊中鋒德懷特·霍華德（Dwight Howard）最近在吃到本賽季第16次技術犯規后被自動禁賽一場。對于2350萬美元合同在身的霍華德來說，這場禁賽大概會讓他損失16.2萬美金，但若是代入舊的公式，霍華德就要被罰足足21.3萬美金。
到底誰花了球員的罰款？
錢從球員的口袋中消失了。然后呢？
根據勞資協定，簡單來講：錢捐給慈善機構了。具體則是：一半的罰款捐獻給了NBA的各家官方慈善合作伙伴，另一半撥給了NBPA。從技術層面上解釋：球員工會獲得的一半，又是由NBPA旗下獨立運營的501(C)(3)非盈利基金來管理的，該基金的執行總監是謝莉·迪恩斯（Sherrie Deans）。
迪恩斯表示，把所有因為被踢飛的板凳、對著裁判的怒吼以及禁賽導致的罰款加起來算一算，僅在2017年一年，就為球員工會基金會貢獻了250萬--300萬美元。而這些一次性支付給NBA再作分配的款項中，還不包括對裁判、教練、行政人員以及球隊老板的罰款。按照規則，非球員罰款同樣要歸入球員工會。
除了新的罰款， NBPA基金會自然也有其它的資金來源，在過去二十年，該基金從商業投資中獲益不少。但必須承認，每年足夠多的罰款才是基金會得以持續穩健的“源頭活水”。謝莉·迪恩斯三年前正式走馬上任，她坦白表示，其實根本不在乎這些罰款具體是誰出的，又是怎么回事了。
“我不會把我的工作和罰款捆綁在一起，” 迪恩斯直言。她曾在一家專為名人和運動員服務的慈善項目咨詢公司（譯者注：在美國，熱心參與慈善不但能收獲社會名望，還能減免賦稅）工作，期間遇到了球員工會的主席克里斯·保羅（Chris Paul）。她說：“我可并不會一看到罰款來了就想著‘哇哦，我們又能養活百十來口子了。’盡管聽起來有點可笑，但這并不是我惺惺作態。我只關注我的工作，即如何幫助每一個球員盡可能地去為慈善出一份力。”
▲身為球員工會主席，保羅本人也熱心于各類公益事業
通常，NBPA基金會出于帶動籃球發展或者紀念體育歷史的目的會把接受的罰款用于長期或短期的捐贈項目。截至目前，已經有超過15個國家收到了來自基金會的資助，用來發展青少年體育運動，而全明星周末的主辦城市近年來也從實質性的獻金中受益。在新奧爾良，NBPA對一項午夜籃球項目作出了長達三年的贊助承諾，該項目旨在減少犯罪并提供就業培訓服務。而今年，基金會又宣布將在未來三年內為洛杉磯籃球場的翻新提供15萬美元的經濟援助。
迪恩斯和同事們不遺余力地協調各方面的慈善活動，而很多球員都對密歇根州弗林特市的水中毒危機尤為重視。這一重大社會事件已經造成了全國的關注，聯盟眾球員都在主動要求NBPA的幫助，因此，球員工會針對水中毒事件提出了全面而持久的解決方案：底特律活塞隊的球員們會上街幫助分發干凈的飲用水，而土生土長的弗林特市人賈維爾·麥基（JaVale McGee）還和其他球員一起錄制了“United Way self-esteem”系列宣傳視頻。同時，基金會也為遭到水污染的地區資助創辦了籃球訓練營，還給促進掃盲和居民衛生健康的組織進行了捐款。
“弗林特市郊皇冠上的寶石”項目給當地家庭提供了在農貿市場使用的免費蔬菜優惠券。兩年多的時間以來，在NBPA基金會的資助下，已有價值超過15.5萬美元的蔬菜優惠券被兌換，該地區的學校項目還使用NBA球員的海報進行了市場推廣。
▲合影中最左側女性即為謝莉·迪恩斯
“弗林特市就是個美食的荒漠，”迪恩斯介紹道，“這里甚至沒有像樣的大型食品雜貨店。我們基金會和密歇根大學的診所合作，希望能傳遞一些實用的抵消鉛中毒影響的健康飲食方法。和其他地方的小孩子們一樣，弗林特市的小孩不愛吃蔬菜。慈善組織希望我們可以用球員的形象來鼓勵小朋友們多吃蔬菜，這樣小孩子就會覺得吃蔬菜原來是一件很酷的事情，他們感覺這些食物簡直是從NBA的球星們那里得到的禮物。”
所以——下次再有球員在賽后采訪時不小心嘴太快罵了裁判怎么辦？請告訴你的孩子，“去xxx的裁判”實際是“弗林特市新鮮的生菜”的意思！
球員到底能不能直接把罰款捐給自己合作的慈善機構呢？
像巴恩斯一樣，很多球員都詢問過NBPA，是否可以把罰款捐到他們信任的慈善機構。但無論從制度層面還是道德層面，很遺憾，答案都是NO。很多罰款要等到從球員的薪水中扣除的幾個月之后，才會被NBPA基金會收到；而還有一些罰款經重新審核后就被取消或者削減了。鑒于NBPA發放的捐款都是由美國聯邦政府監管的，稍有大意疏忽就可能招致法律官司，為省去不必要的麻煩，真還不如把所有罰款一股腦兒放在一起。
然而，迪恩斯還是有未雨綢繆的方式。處罰事宜塵埃落定后，球員們的形象并非沒有扭轉的余地。每年，NBPA基金會為各球員給非盈利慈善組織的捐款提供最高可達2.5萬美元的匹配。
假設，一名NBA球員因為自己魯莽的行為而收到了2.5萬美元的罰款，他自然也可以進行一些積極的彌補。這名球員可以自行選擇一家慈善機構捐贈這2.5萬美金，反過來，那家機構就能像NBPA基金會申請一個2.5萬美金的資助匹配。通過這種間接的方式，球員減輕了稅務負擔，基金會也傳遞了一個正面信息：聯盟的罰款是可以按照個人意愿捐給自己支持的慈善組織的。更重要的是，慈善事業不僅會收到來自球員的2.5萬美金，還會收到來自工會的2.5萬美金。
當然，NBA球員可以為慈善事業捐款，并鼓勵慈善非盈利機構積極申請NBPA基金會的匹配捐贈，即使他們并沒有被罰過款。總而言之，在過去三年中，有115名球員進行了捐款匹配的申請。
“相當一部分球員加入了，但我的目標是所有人，”迪恩斯表露自己的志向。她每年都會在新秀座談會上進行演講，并在整個賽季中定期與各家球隊會面。“教育需要循序漸進 。”
▲波爾津吉斯在家鄉拉脫維亞開辦籃球訓練營
即使NBA球員正變得越來越熱衷于政治，但他們與工會的慈善工作中還是存在著完全不同的個人傾向。以賽亞·托馬斯（Isaiah Thomas）曾試圖說服工會為西雅圖地區的男女生俱樂部購買空調機組，他希望在炎熱的夏天里孩子們可以舒適而安全地在室內玩耍。戈爾吉·迪昂（Gorgui Dieng）募集了大量醫療用品，并致力于幫助解決母國塞內加爾的饑餓問題。奇才隊前鋒凱利·奧布雷（Kelly Oubre）為華盛頓特區一所藝術高中的學生提供獎學金。克里斯塔普斯·波爾津吉斯（Kristaps Porzingis）則利用匹配資金幫助家鄉拉脫維亞建造了一個籃球場并舉辦青少年訓練營。
“我們的球員都很接地氣，也很愿意服務社會，”迪恩斯對NBA的職業球手們贊賞有加，“雖然他們無法徹底改變每天在那片土地上所發生的事（指政治上），但是他們能幫助他們自幼長大的地方的鄰居，或是幫助他們定居城市里的居民。”
真就不能做個好人？
實際上，NBPA對球員紀律規范的方式可以看做是一項實用主義的研究：他們知道永遠無法完全消除這群壯漢的不良行為和隨之而來的罰款，因此他們集中精力來盡可能減少處罰對球員的財務影響，并盡量使球員損失的工資能發揮最大程度的慈善效益。一直以來，工會希望能與像巴恩斯這樣總認為自己被聯盟的懲罰系統所排斥的球員加強溝通與聯系。
“聯盟永遠不會想要叫我去宣傳推廣NBA，即使我也有一大堆粉絲和關注我的人，”巴恩斯直言，“在聯盟那群管事兒的眼里，我就是個十足的壞家伙。其實我一直都特別想去做NBA關懷（NBA Cares，NBA官方主打的全球規模大型慈善項目）之類的公益，但是他們可不想讓我去做他們的門面。我只好自己做我的‘馬特關愛’（Matt Cares，馬特·巴恩斯本人牽頭的慈善項目），是我自己跑到非洲去，支持并資助那里的難民營和診所。”
▲NBA關懷行動主要由聯盟形象優良的一線球星參與
2015年，巴恩斯經歷了鬧得沸沸揚揚的離婚案和子女撫養權爭奪——這件事甚至間接導致了巴恩斯和前任尼克斯主帥德里克·費舍爾（Derek Fisher）公開爆發了沖突——正是NBPA的工作人員幫助巴恩斯，把他人生遭遇的挫折轉化成了正面的宣傳。在全明星周末期間，巴恩斯和球員們談論當一名好父親的重要性。最近，他又為工會錄制一段關于他、他的孩子以及他的父親相處之道的視頻。
“我正試圖和聯盟里的父親們建立緊密的聯系與溝通，”巴恩斯說，“我的父親給我留下的印象只有毒品和虐待。有些人的父親可能已經不在了，有些人可能很幸運從小有一個偉大的父親，但是隨著年齡的增長，為人父的責任壓到了我們這一輩兒的肩上，而且我們現在每年能賺好幾百萬，這就是我們所不同于普通人的地方。有些人的孩子可能不在自己身邊，有些干脆離婚了。但是，我要讓所有的父親們知道，在做一位父親這件人生大事上，他們遇到的問題我們都會遇到，他們并不孤單，我就是要鼓勵他們，多為自己的孩子騰出時間，好好地陪伴他們，做子女人生的好榜樣。”
當被問道如果能拿回各種犯規、禁賽等被罰的50萬美金會怎么做時，巴恩斯不假思索地說出了一系列的可能性：給勇敢抗擊癌癥的兒童提供獎學金、資助大學導師輔導項目、支持課后照看計劃、給貧民窟孩子送去衣物。雖然巴恩斯說他不后悔自己過往的任何行為，但是從他身上你確實了解到：經常犯規的人也可以對生活認真負責。
從工會的角度來看，尋求一種能和每位球員互動并達成合作的方式遠勝于其它任何替代方案。看著那么多在籃球場上脾氣火爆、經常犯規的莽撞人兢兢業業地為社區公益添磚加瓦，我們又有什么理由帶著有色眼鏡給他們負面的評價呢？為什么要讓下一個“巴恩斯”再體會一遍“不但失去了工資，還感到被誤解”的貫穿職業生涯的憤怒呢？
“我們不只是在球員被罰款的時候遞上支票，”迪恩斯袒露心聲，“（被罰）是他們不得不參與并執行的，但只要是他們認為重要的事物，我們都會始終堅定地支持他們。我想說的是，球員絕不僅僅是注資的本錢，他們的存在更使得非營利性慈善組織的工作有了合理的意義，尤其是當這些項目涉及到孩子時。”
延展閱讀：
NBA球員工會開了家創業公司來做球員經紀，他們老大跟我們說了幕后原因
NBA球員工會為退役球員推健康保障計劃，年投入近2000萬美元惠及1500人
聲明：本文由懶熊體育編譯自Sports Illustrated，原作者Ben Golliver。轉載請注明www.atttc.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