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愛凌以1金2銀的成績收官本屆米蘭冬奧會，成為自由式滑雪歷史上奪得金牌最多的選手。在商業價值上，她也展現了極高的統治力。據福布斯估算，2025年她的收入超過2500萬美元，成為全球收入最高的冬奧運動員。
但谷愛凌給自己設定的角色，不止是拿冠軍、簽大牌。她在賽后采訪中曾說過，如果自己能讓哪怕一個年輕女孩愿意去嘗試滑雪，那她的使命便完成了。“希望那些坐在家里的女孩，第一次聽說自由式滑雪，是從一個和她們類似的女孩口中聽到的，這樣她們就會覺得，這項運動同樣屬于她們。”
同一屆冬奧會上，自由式滑雪女子大跳臺資格賽結束后，德國選手穆里爾·默爾在等待分數時舉起手機，屏幕上寫著一句話：for every girl with a dream（獻給每個有夢想的女孩）。她雖沒能晉級決賽，卻把屬于自己的重要時刻轉化成對所有女孩的鼓勵。
被看見的，不只是年輕女孩之間的惺惺相惜。多位已經成為母親的運動員重返賽場并收獲獎牌，用身體力行證明了女性可以有無數種人生路徑；與此同時，在歷史上首位女性國際奧委會主席的推動下，這屆被稱為“史上最性別平等”的冬奧會，從名額分配到賽程設計都在持續向前邁一步。看上去只是短短十幾天的賽事，其實是由千千萬萬的“她”共同推動的結果。
是母親也可以是職業運動員
本屆米蘭冬奧會的女性運動員占比達到47%，創下了女子最高的參賽人數比例的記錄，多數項目實現性別對等。這無疑是冬奧歷史上的一次重要節點。
但真正改變敘事的，并不只是數字，而是賽場中央出現的一個群體——母親。
女性自1900年起便開始參加奧運會。起初，她們只能參與少數幾項由男性認定“適合女性”的運動項目。一個多世紀以來，一代又一代女性不斷挑戰既定敘事，突破邊界，直到最終打破最后一道競技枷鎖——成家育兒。
這并不是奧運歷史上第一次有母親重返賽場。田徑名將艾莉森·菲利克斯、足球運動員亞歷克斯·摩根、網球傳奇大坂直美，以及她們之前的許多人，都不斷挑戰陳舊觀念，推開了那扇門。而米蘭科爾蒂納冬奧會，則是完全沖破了那道障礙。
35歲的意大利速滑運動員弗朗西斯卡·洛洛布里吉達，她在生日當天贏得了 3000 米比賽的金牌，并抱起她兩歲的兒子托馬索慶祝。之后，她又在5000米比賽中再次奪冠，并帶著托馬索出席了新聞發布會，實現了在體育界最盛大的舞臺上成功兼顧了個人與家庭的生活。
▲圖源：洛洛布里吉達個人社交媒體
41歲的雪車運動員埃拉娜·邁耶斯·泰勒，兩個殘障孩子的母親，早已是冬奧歷史上獲獎最多的黑人運動員。這一次，她終于贏得了等待16年的那枚金牌，并把成功歸功于自己的母親身份。她感謝了保姆，擁抱了隊友凱莉·阿姆布魯斯特·漢弗里斯，還特意叫醒20個月大的孩子奧爾登一起慶祝。
塔比莎·彼得森、肯德爾·科因·斯科菲爾德……她們在不同項目里站上領獎臺，也把獎牌掛在孩子的脖子上。
▲圖源：斯科菲爾德社交媒體
這些畫面不再是個案奇跡，而是一種密集出現的真實寫照。
過去，女性運動員的職業軌跡往往被簡化為一個單線選擇題：要么競技巔峰，要么母親身份。生育被視為中斷，甚至是終點。
但在米蘭，我們看到的不是回歸，而是并行。35歲、41歲、47歲仍在賽場爭奪獎牌。母親身份沒有削弱她們的競技身份，反而讓她們更加強大。
更重要的是，這種變化不僅發生在賽場。2025年，當選為國際奧委會首位女性主席的柯斯蒂·考文垂，在懷著第二個孩子時參與競選，并帶著新生兒參加會議。考文垂清楚地記得自己帶著剛出生的孩子四處奔波時的場景，那時要兼顧世界各國的巡回演講，還要在會議期間忍受那些充滿責備意味的目光。
“那是一段充滿起伏的歷程，但放棄絕不是我的選擇。”她說道，“我這么做不僅是為了我的兩個孩子，也是為了每一個像她們一樣的小女孩，以此證明性別不應成為追求夢想的障礙。”
NBC的播音員塔拉·利平斯基經常在社交媒體上分享自己的經歷，她帶著年幼的孩子一起，記錄著這一全球最大的體育盛事。她曾發布過一張女兒喬治坐在她肩膀上走到米蘭公園的照片，并配文以一句簡單有力的話“也許我不想做選擇”。
當越來越多母親站在領獎臺中央，當孩子出現在新聞發布會和慶祝現場，當年齡不再被當作衰退的代名詞，社會對女性巔峰期的想象正在被重寫。
但值得注意的是，生育理應是一種選擇，而不是對女性運動員的默認期待。中國首位雪上項目全滿貫得主、五屆冬奧元老、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運動員徐夢桃在本屆冬奧會上成功衛冕，36歲的她在賽場上一次次突破自己，賽后圍繞她的討論卻仍然頻頻回到生育話題。
▲圖源：徐夢桃個人社交媒體
她在采訪中表示自己還有繼續征戰下一屆冬奧會的想法，但外界對她的追問，往往在生育和退役之間打轉。這種追問或許也體現了另一種母職困境。女性本可以選擇成為母親，也可以選擇繼續沖擊競技極限，而不是在某個年齡節點被集體催促交出同一份答卷。
也許再過十年，我們不會再專門提到“奧運媽媽”，就像我們很少強調某位男運動員是父親一樣。
有些賽道已經對齊，有些還沒起跑
1924年，霞慕尼首屆冬奧會上，女性參賽選手僅占總人數的4.3%，而且只出現在花樣滑冰項目中。本屆米蘭冬奧會，女性運動員參賽名額占比已經達到47%，這一超過10倍的增長，用了整整一個世紀。
在項目結構上，本屆冬奧會116個小項中，有50個是女子項目，12個為男女混合項目，女性參與的小項占比達到53%左右，創下冬奧歷史新高。這一增長主要來自新增的四個女子項目，包括自由式滑雪雙人坡面障礙賽、雙人雪橇、大跳臺滑雪個人賽以及高山滑雪競速賽；此外，男女首次將在越野滑雪中進行相同距離的比賽。
但如果把視線從名額和項目數，進一步落到具體規則上，差異仍然存在。
冬季兩項是很多歐洲國家冬天的國民項目，在中歐和北歐，它的關注度僅次于足球。本屆冬奧會上，安特塞爾瓦賽場人群攢動，男子接力在大雪和群山環繞的背景下上演，80名選手完成4×7.5公里越野滑雪和射擊的組合，法國隊在最后一輪射擊中逆轉挪威，二萬名觀眾在看臺上唱歌揮旗，足以說明這項運動的分量。
但當目光轉向第二天的女子接力時，畫風有所不同。每棒只有6公里，比男子少了1.5公里。本屆冬奧會里，冬季兩項所有項目都是如此——男子個人賽20公里，女子15公里；男子短距離10公里，女子7.5公里；集體出發男子15公里，女子12.5公里，只有混合接力中男女滑行距離才完全一致。
在越野滑雪已經完成男女同距離、跑步和游泳也早就不再區分賽程長度的當下，這樣的設計難免讓人產生疑問：奧運會一邊高舉“平等”的旗幟，一邊在規則層面默認女性滑得少一點。
管理層的解釋是項目形態的需要。國際冬季兩項聯盟的說法是，縮短女子距離，是為了讓比賽總時長和滑雪、射擊時間比例更接近男賽，否則比賽會變成對滑雪能力的過度強化。
不過，隨著女子整體水平不斷提高，這個比例本身也在變化，決定是否調整距離，很大程度上已經不再是體能問題，而是觀念問題。更復雜的是，女運動員內部觀點也不完全一致，有人認為現有安排更“科學”，有人則明確表態希望滑同樣的距離，“我們完全可以做到他們做到的事”。
高山滑雪里也出現了類似的分歧。女子在回轉和大回轉項目中通過的旗門更少，滑降等速度項目的垂直落差更低。官方解釋是“認證標準不同”，但這些標準本身就是上一代規則的延續。
北歐兩項更是難以回避的硬傷。這項結合跳臺和越野滑雪的傳統項目，從1924年起就是冬奧會的一部分，卻一直只有男子奧運項目，女子組從未被納入賽程。實際上，在世界杯等其他國際賽事中，已經有不少女子北歐兩項選手參與競爭，但冬奧會依然沒有她們的位置。
本屆冬奧會期間，美國北歐兩項選手安妮卡·馬拉欽斯基來到賽場，為參賽的哥哥加油的同時舉牌抗議，標語上寫著“無例外”和“讓奧運實現性別平等”。她補充道：“最大的挑戰在于不斷地被拒絕或被告知‘還不行’。我們和男選手訓練強度一樣大。我們四處奔波，花費時間和金錢，參加國際頂級賽事——但我們仍然沒有獲得同等的資助、資源和曝光度。”
而這項最古老的冬奧項目之一，因男女賽事數量不對等，參賽人數較少，同時在過去三屆奧運會期間的觀眾人數最少，因此，在本屆冬奧會后面臨可能被取消的命運。
盡管在某些方面，冬奧賽場上依然存在一些性別上的“縫隙”，但我們也能看到本屆冬奧會中的女性敘事不斷走向前沿。從開幕式上穿著三色高定西裝、組成流動國旗的女性模特方陣，奧運史上首次全女性憲兵儀仗隊升旗手，到歐洲首位女性國家空間站指揮官薩曼莎·克里斯托弗雷蒂牽著小女孩的手共同探索宇宙，甚至站在舞臺中央發言致辭的是首位女性國際奧委會主席......越來越多女性站在了更大的舞臺上，她們不僅被看見，也在創造著屬于自己的歷史。
▲圖源：IOC官方
除此之外，除了女性參賽名額占比歷史最高外，組委會女性領導層占比也達到了45%，女性解說員比例約54%，志愿者申請中女性占比高達55%，這些數據無疑一同構成了迄今“最性別平等的冬奧會”。
誠然，這一切是過去百年努力的延續，但也應是未來發展的新起點。雖然冬奧會的賽程告一段落，但對更多走進這個體系的女性運動員、從業者來說，真正的開局恰恰從這里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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