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贊助蘇超聯賽常州賽區,東哈·東北街邊燒烤店老板(以下簡稱東哈燒烤)在2025年夏天“火”了一把。
蘇超聯賽結束后,這家“火”出圈的燒烤店現狀如何?燒烤店和經營燒烤店的人過去的半年時間里都經歷了什么?帶著這些疑問,懶熊體育于2026年年初實地探訪東哈燒烤店,找尋“花10萬元贊助蘇超聯賽”之后的故事。
東哈燒烤店老板王輝澤拿起手機,打開借貸記錄的那一刻,突然猶豫了,嘴里念叨著:“我不知道該不該跟你聊這么深。”
遲疑幾秒鐘后,這位個頭不高、體型偏瘦,看上去很干練的男人還是將手機遞到我面前,上面的借貸頁面顯示著本月底應還的金額。
幾個月前,為給員工發工資,王輝澤從網上借了十幾萬元。他指了指身旁的愛人——因東哈燒烤贊助蘇超聯賽常州賽區成為網紅的老板娘張敬宇,“她也差不多借了這么多錢”。
隨后,夫妻二人陷入沉默。在燒烤店嘈雜的氛圍里,這五六秒鐘的沉默,給人一種強烈反差感。
沉默過后,他們繼續講述燒烤店的現狀。“外面的人說我們贊助蘇超后掙了大錢,可實際不是這樣,我們到目前都在虧損。”1月4日那天晚上,夫妻二人甚至想過,今年春節會不會還像前兩年那樣繼續“借錢過年”。
沒掙到錢,甚至因投入過多導致虧損。可當繼續贊助蘇超的機會到來時,東哈燒烤還是以小微企業身份報了名,參與搖號。1月29日,也就是蘇超公布贊助方案后的第二天,王輝澤在電話里告訴我:“氛圍烘托到這里了,我們打算再試試。”

贊助
1月4日,元旦假期結束后第一個工作日的晚上,坐在燒烤店里與我聊天的王輝澤接到了一位相關領導打來的電話。通話時間不長,只有幾分鐘,領導在電話里向他打聽,2026年是否還要繼續與常州賽區有贊助合作。這不是正式的工作電話,只是簡單的意向詢問,連贊助金額都沒有提及。
過去一年沒掙到錢的夫妻二人那時談及贊助問題,面露難色,不置可否。實際上,他們去年贊助蘇超也沒有提前規劃,純粹是機緣巧合,歪打正著。
贊助蘇超時,東哈燒烤已存在了一年零八個月,夫妻二人掙了些錢,想捐出一部分給常州市青少年業余體操隊,原因是他們的外甥女在那里練體操。“那些小姑娘為參加比賽東奔西走,我們有時候也跟著一起去,真的不容易。”張敬宇說。
為此,王輝澤在2025年5月底找到體操隊的教練,很正式地對對方說:“我想給隊伍贊助幾萬塊錢。”
他的好意把教練嚇到了。雖說是青少年業余體校,但訓練、外出比賽的費用也來自體制內的撥款,沒有接收社會捐款的途徑。
“你這錢我們收不了。”被教練拒絕后,贊助體操隊一事就只能作罷。
幾天后(6月6日下午五點),常州體育公眾號發布了“2025江蘇省城市足球聯賽常州賽區誠邀合作伙伴”的公告。
因為練體操的外甥女,王輝澤這個除釣魚外沒有任何體育愛好的人,很早就關注了這個體育類的公眾號。收到消息后,他與愛人商量,既然體操隊不接受贊助,咱就用這筆錢贊助足球比賽。兩人一拍即合。
6月7日下午,王輝澤撥通了公告上的聯系電話,對對方說:“你們是踢足球的那個嗎?我這邊想贊助一點(錢)。”他起初打算以個人身份贊助,但對方明確表示不接受個人贊助,必須要有單位和營業執照。
“我們有個燒烤店,以燒烤店的名義贊助行不行?”三言兩語過后,被視為“傳奇”的贊助正式啟動。
按對方要求,王輝澤提交了燒烤店的資料。燒烤店最開始叫“東北街邊燒烤”,后來工商登記時,前面加上了“東哈”二字,原因是老板娘是東北哈爾濱人。
沒過幾天,王輝澤接到常州賽區組委會電話,要他去簽合同、選廣告牌位置。在組委會辦公室里,工作人員給他看了一張球場平面圖,告訴他球門后的廣告牌10萬元一塊,球場兩側5萬元。
工作人員特意提醒,“球門后面的廣告效果最佳”,但王輝澤不以為然。在他看來,選廣告位和買東西是一個意思。“同樣是花10萬塊錢,為什么不買兩塊?”
對于東哈燒烤店來講,10萬元是什么概念?多久能掙到?我的這個問題讓夫妻二人有些難以回答。他們告訴我,蘇超之前,差不多兩個月能掙到10萬元,但掙到不意味可以攢下來,原因是每個月都會有新的投入。所以即便那兩年有了些積蓄,10萬元對他們而言也不是小數目。
在這之前,蘇超已踢完三輪,常州隊的主場安排在常州工學院球場,王輝澤也因此以為自家燒烤店的廣告牌接下來會出現在大學體育場里。
結果就在這期間,蘇超火了,群眾們熱情的觀賽需求讓很多球隊不得不將主場換到更大的體育場,其中就包括常州隊。從6月21日同南京隊比賽起,常州市的主場遷至奧體中心體育場。這是常州市最大的體育場,能容納四萬人。
比賽那天,常州下了很大的雨,但現場仍有36712名觀眾。比賽時,東哈燒烤第一次亮相,黃底黑字廣告牌,一塊放在了京東邊上,另外一塊放到了江蘇銀行邊上。

▲6月21日常州奧體中心體育場,球員后方的黃色廣告牌正是“東哈·東北街邊燒烤”
根據官方信息,那場比賽的廣告牌共有22塊,包括18個贊助商,其中有13家民營企業,東哈燒烤是唯一一家個體商戶,也是唯一一個拿下兩塊廣告板的贊助商。
“我選廣告牌時,根本不知道會挨著誰。”王輝澤說,他當時只看到江蘇銀行的廣告在最中間位置,剩下全是空白。
東哈燒烤屬于常州賽區贊助商,一塊廣告板5萬元,另外兩家是蘇超聯賽贊助商,京東的贊助金額約300萬元,冠名商江蘇銀行則出資800萬元。“夾雜在大品牌中間的個體商戶”帶來的反差感在互聯網上瘋狂傳播,蘇超聯賽最小的、最接地氣的贊助商——東哈燒烤,一夜之間火了。
從6月7日動了贊助念頭,到6月21日晚廣告板落地,只用了14天。高效率的行事風格、瞬間出圈的實際效果,這是東哈燒烤店去年夏天的經歷,也是整個蘇超聯賽的生長模式——互聯網的空前繁榮讓看似普通的東西有了被更多人關注的可能,隨之帶來不曾想到過的名與利。
火了
6月21日比賽前,組委會為王輝澤夫婦準備了贊助商門票,但被他們送給了朋友。
二人沒去現場看比賽的原因很簡單,一方面為了照顧店里生意,更重要的是對足球不感興趣。贊助蘇超之前,他們從沒看過足球比賽,無論是去現場還是在電視機上。張敬宇對足球的理解僅限于不能用手碰球,球進門了就算贏。“至于什么是越位,根本就不懂,現在也不懂。”
不過他們在轉播鏡頭中看到了自家廣告牌,也有朋友給發來消息——你家燒烤店上電視了。張敬宇說,她那天晚上的最大感受是“廣告牌還挺明顯的”,再沒有其他想法。
讓她無法預料的是,夫婦二人和燒烤店的境遇在這一晚被徹底改變了。
這種改變給人帶來的最直觀感受是從6月22日起,燒烤店的顧客數量每天都在增加。
東哈燒烤做的是晚間檔生意,員工到崗時間是下午三點半,下午五點開門迎客。燒烤店火了后,員工還沒到崗,就有人在店外徘徊等待。店門剛打開沒多久,二樓就坐滿了等位的顧客(一樓要做迎客前準備,供員工吃飯,開餐前無法坐人)。
東哈燒烤沒有菜單,需要顧客去柜臺前的兩個大冰箱里選自己想吃的串。他們拒絕賣預制的、冷凍的、隔夜串,冰箱里的串都是白天現穿的。人多的時候,選串的人能從冰箱前排到了店門外,隊伍長度大約二三十米。擔心排在外面的人中暑,燒烤店曾一度延遲開餐時間。
夜幕降臨后是燒烤店最火的時候,上下兩層都擺滿了桌子。因來吃飯的人太多,門前那條橫向五六十米的空地上也擺滿了桌椅,客人可以在店外露天吃。
當地擔心出問題,每天會安排交警、城管和志愿者來維持秩序、疏導交通。

▲東哈燒烤老板娘張敬宇。(圖為張敬宇本人提供。)
人一多就容易急,沒位置的急,有位置等烤串上桌的也急,很多等不及的人會直接去找烤串師傅催菜,結果到了爐邊發現,師傅身后那些還沒來得及烤的串已堆積得像一座小山。“每個人的壓力都很大,那是一種超負荷運轉的狀態。”王輝澤說。
即便來吃飯的人再多,王輝澤也不想讓烤串的質量因忙不過來而打折扣,他指著桌上的一串東北特色油邊說:“油邊要想好吃,必須烤25分鐘。不管來多少人,我們烤串的原則不會變,得確保每個來這里的人都能吃到最好的味道。”
在形容店里最火的那段時間的狀態時,服務員領班孫祺用了“可怕”二字。即使天再熱,她也不敢多喝水,原因是沒空去洗手間。
蘇超之前,東哈燒烤店在當地已經很火,尤其到了夏天,但幾十個工作人員基本夠用。可自從贊助蘇超后,原來的人手就不夠了。去年夏天,燒烤店全職、兼職員工加起來,曾一度達到103人。
連同燒烤店一起火起來的,還有張敬宇,她在社交媒體上發的內容被網友扒了出來,點贊數瞬間破萬——她成了網紅,電話也因此被打爆。
“我是土生土長的常州人,打電話過來沒別的意思,就是想親口對你說聲感謝。”那段時間,張敬宇接了太多類似的電話。此外,打來電話的還有球迷、顧客、媒體以及各種想要合作的人。
打電話的人想要表達好意,可當成百上千個好意,如同雨點般降臨時,接電話的人就承受不住了。
“最夸張到什么程度?”聽我這么問,張敬宇說:“如果我把手機放在那里,就會一直響,直到兩三個小時后沒電了,自動關機。”
她最開始還接電話,后來干脆不接陌生號碼來電或直接關機。店里、網上,凡是之前公開過電話的地方,不是被她抹掉,就是被她隱藏起來。她還將微信設置成為無法通過手機號搜索到的狀態。
沒火之前,張敬宇不忙的時候會做直播,向顧客介紹店里情況。她說自己沒什么互聯網經驗,開直播全是尬聊。直播間里多則一兩百人,少則幾十人。
贊助蘇超后的第二天,她試著開了一下直播,幾百人在線。第三天再開直播時,一下子涌進幾萬人,滿屏的特效、留言、禮物將她嚇到,開了三分鐘就關掉了。
自那之后的很長一段時間,她都再沒敢開直播。
忙亂
突如其來的爆火打亂了王輝澤、張敬宇的生活。他們本以為贊助蘇超的第一場比賽結束后,店里要忙碌幾天,然后就會歸于常態。一家三口計劃6月25日從常州自駕出游,一路向北,終點是哈爾濱,總行程歷時半個月。
但計劃趕不上變化,他們的自駕游因贊助蘇超后的生意爆火而泡湯。
最火的那段日子,店里每天除了要服務大量顧客外,還要接待市里、區里、鎮里的各級領導以及各類媒體、自媒體、博主,他們要將自己的故事反復講給不同的人聽。
張敬宇說,燒烤店2023年剛開始營業時,因人手不齊,自己每天只能睡兩三個小時。而這一次,她徹底睡不著了。失眠不是因為累,而是恐懼,她不知道這種人生中從未經歷過的狀態要持續多久。
7月初,王輝澤因有事要回山西老家,張敬宇也跟他一起回去。說是辦事,實則更像是對無法完全把控狀態的一種逃避。兩人電話關機,將店里的事全權委托給店長。
我問張敬宇,這種躲避管用嗎?她說:“情況好了很多。”可實際上,當他們一周后回來時,燒烤店仍舊處于忙碌狀態。
人一多,問題自然就會跟著一起來。有人吃完飯沒結賬走了,有人拿了酒水飲料忘記付錢,還有人吃完飯回到家里拉肚子。腹瀉的人打來電話要索賠,他們不想糾纏,直接賠錢。
“后來一問,那人是素食主義者,平時不吃肉。說來這里吃飯純粹是為了支持我們家,結果拉肚子了。”張敬宇說,最火的那段時間,甚至有顧客停在外面的車被剮蹭,他們也賠過錢。
“為什么有些事和你們沒關系,也要賠?”聽我這么問,王輝澤有些無奈。在他看來,當時的燒烤店處在風口浪尖,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在網上引起更大的風波。“我們不想找麻煩,能承擔的就自己承擔了。”
為避免客人挑毛病,最火的那三個月,他們要求員工上崗時盡量佩戴口罩。如果有人身上有文身,也要想辦法遮住。“我們認為文身是個人喜好,你沒法從一個人身上的文身來判定這個人怎么樣,但又怕一點小問題到了網上后被無限放大,只能這樣要求。”張敬宇說。
那段時間的東哈燒烤店處處小心,他們知道流量可以讓一個人或一家店一夜之間火起來,也可以瞬間將其擊垮。
東哈燒烤店店員、王輝澤的初中同學郭磊告訴我,店里最火那段時間,晚到的顧客從點菜到吃到第一根烤串,要等兩個小時。“有人會覺得吃你們家烤串等兩個小時,是不是有點裝過頭了,但實際就是這樣。人太多了,師傅烤不過來。”
擔心顧客站著等有怨言,就只能多預備桌子。店里用的桌子全部是三四十公分高、80平方厘米的小鐵桌,保持著路邊燒烤的原始風格,這些桌子不用固定擺放,哪里有位置就擺在哪里。
雖然店里最多只能擺放三四十張桌子,但他們卻準備了500張。店里擺不下,就往店外放,盡量讓每個來吃飯的人都有地方坐——坐著等位總比站著等更舒服。
小鐵桌的四個角最開始是90度直角,后來擔心店里擁擠,直角可能會將人劃傷,新買的桌子全部都是圓角。

▲開餐前,店員在布置桌椅。
東哈燒烤店的串都是當天現穿的,所以賣完就沒了。蘇超之前,店里準備的串可以從下午五點賣到凌晨一兩點。但在最火的兩個半月,有些串賣到晚上九、十點就沒了。有些人來了,沒吃到,只能掃興而歸。
郭磊說,一般遇到這種情況,他們能做的就是先道歉,然后送一瓶飲料。有顧客因此在點評網上打差評,他們也只能接受。
最火的那幾個月,張敬宇的社交媒體幾乎每天都能收到上千條評論,她會一條條地看,尤其是那些不好的評論。“我當時處于應激狀態。”張敬宇說,如果一個人長期處于應激狀態下,是會崩潰的。
還好,張敬宇沒有崩潰,但他們有時會懷念贊助前的日子。“沒贊助蘇超的時候挺開心的,火了之后,倒添了很多煩惱。”王輝澤說,那幾個月很累,身心疲憊。
掙錢
自從東哈燒烤店有了流量后,各種人和事會主動找上門來。海信和雷鳥電視在當地的經銷商來到店里,想要贊助幾臺電視,為的是“方便顧客在店里觀看蘇超比賽”。
夫妻二人“不想占人家便宜”,要給錢,可對方不收。他們也明白,這些資源并非從天而降,都與燒烤店的關注度直接掛鉤。“網上有人呼吁在店里裝電視,這樣看球更方便,我們也不想跟網友對著干。”
就這樣,他們收下兩臺海信電視和兩臺雷鳥電視,掛在常州和鎮江新開的東哈燒烤店里,并在電視邊上專門貼上“非本店私有財產,電視歸屬權屬于海信電視”的告示。
蘇超結束后,王輝澤曾聯系經銷商將電視拉走,對方不肯,所以直到現在,東哈燒烤店的二樓還掛著兩臺海信電視,一臺100寸,另一臺98寸。王輝澤說,如果品牌方接下來想要拿走,可以隨時過來搬。

在很多人看來,流量、關注度與金錢掛鉤。贊助蘇超后,東哈燒烤店的收入一定會翻倍。可是,當王輝澤夫婦與我談及收入問題時,異口同聲地說:“今年沒掙到錢。”他們甚至覺得今年會比往年更拮據。
坐在燒烤店里,王輝澤給我算了一筆賬:贊助蘇超火了之后,店里需要更多員工,每個月會多支出將近20萬元的人工費,三個月下來就要額外支出人工費將近60萬元。顧客多了,店里需要更多設備,比如燒烤爐子、桌椅、餐具等,添置這些花掉了幾十萬元。
東哈燒烤店門前有室外大棚,冬天時,如果店里沒位置,客人可以坐在大棚里吃飯。贊助蘇超之前,大棚是塑料的,現在全部換成了更暖和的棉帳篷。有人提出應該設置無煙區,他們就單獨弄個棉帳篷做無煙區,哪怕無煙區里平時客人不多,也備著。
“前兩年掙到了錢,有些小積蓄,但今年全都投進去了。如果按照之前的節奏,有些錢不用花,我們是可以有利潤的,但今年往里投的錢太多了。”王輝澤說,東哈燒烤店每天最大的接待量為300桌,超過300桌后,食材就會跟不上。即便食材跟得上,也烤不過來。
贊助蘇超前,夏天人多時平均下來每天會超過兩百桌;贊助蘇超后,雖然來的人更多,卻因接待能力有限、投入變大而很難賺到更多錢。

常州的東哈燒烤店位于距離市中心10公里的湖塘鎮,這里最早是紡織城,規劃面積100萬平方米,后來因紡織生意沒落,大量紡織品店改為五金建材店。在這一片區域內,紡織品、五金用品店交織混雜在一起,當地人管這里叫“城鄉結合部”。
城鄉結合部的街道自然不會太寬,東哈燒烤店火了之后,附近的交通擁堵嚴重。當地曾建議他們搬到一公里外的夜市,那里剛剛空出一個兩百多平米的大排檔,地方更寬敞。
考慮再三后,王輝澤的決定將現在的店保留,再去夜市開個分店,由郭磊負責。為此,他們專門新添置了桌椅板凳、餐具和燒烤爐子,分流了一部分烤串師傅和服務員過去。
分店于8月中旬開業的,起初生意不錯。可自從蘇超結束、燒烤進入淡季后,營業額就開始下滑,最后只能在11月中旬關門。
王輝澤說,分店沒虧錢,但算上投入的成本,也沒掙到錢。新添的爐子被運回到現在的店里,放置在后門,一直沒派上用場。
關于過去一年的經營狀況,夫妻二人的結論是一致的——近乎于虧損。“我們外面還欠著錢呢!”張敬宇又補充了一句。
王輝澤告訴我,2023年和2024年,燒烤店的生意都不錯,可那兩年的春節,他們還是借了幾千塊錢過年。2026年年初時,他們還在想,“今年春節會不會還要借錢過年?”
也許未必需要,但沒掙到錢是肯定的。
其實自從東哈燒烤火了之后,他們是有機會“掙大錢”的。
燒烤店最火的時候,很多人主動找來要加盟開店,被夫妻二人拒絕。張敬宇說,他們不想借助流量割韭菜。
王輝澤告訴我,曾有人打算將東哈燒烤店的品牌買下來,開出了“很多人工作一輩子也掙不到的錢”,但也被拒絕了。
“這個店是我們一步步做起來的,就像我們的孩子一樣,不可能拱手送給別人。”王輝澤說。
“誰也不會賣自己的孩子啊!”張敬宇補充道,她說人賺不到自己認知以外的錢,“意外的橫財肯定不是自己的”。
過去
東哈燒烤店的前身,實際就是個路邊燒烤攤。
夫婦二人之所以將它視為己出,一方面是因為這個店是兩人從街邊燒烤一點點做起來的,另外也因為開這個店時,他們幾乎投入了全部家當。
2022年,張敬宇來到常州,與王輝澤結婚。結婚后她發現常州沒有符合自己口味的東北燒烤,就決定自己烤。王輝澤與妻子一起回東北老家時,還專門去燒烤店里學習過東北烤串的技巧。
一開始,夫妻二人是自己烤、自己吃,后來一想,與其這樣不如去街邊擺個攤,既能自己吃,還能賺點錢。2023年10月22日傍晚,他們用家里的電動三輪車拉著燒烤爐子、桌椅板凳、木炭,來到離家幾百米的馬路邊上,第一次出攤。剛開始弄,沒那么專業,燒烤爐子是找鄰居家借的露營燒烤爐。
他們第一天烤的有羊肉串、牛肉串、油邊和雞架,羊肉串3元、牛肉串4元、油邊6元、雞架15元。男的負責烤,女的負責招攬生意,連招牌都沒有。
出攤的第一天,只有一位顧客。他不是專門來吃燒烤的,是街對面新開業的牛肉店老板的朋友。幾個人為慶祝新店開業,剛從外面吃飯回來的,見路邊有人賣燒烤,順便買點,準備回店里繼續喝酒。
張敬宇有個賬本,上面記著出攤掙到的第一筆錢,126元,還送了對方一個雞架。

張敬宇把燒烤的照片發到社交媒體上,本想記錄生活,沒成想被更多人看到后,來吃他們的路邊攤吃烤串的人越來越多。到了11月,燒烤爐前竟然排起了隊。
后來由于來的人太多,夫妻二人開始忙不過來,就讓顧客吃什么自己報,吃完自己掃碼結賬,全憑自覺。
街邊擺攤最火的時候,兩人傍晚五六點出攤,干到凌晨一兩點,能有一兩千元的營業額——街邊燒烤開始掙錢了,但掙的卻是辛苦錢。
為了這個街邊燒烤攤,家里的兩個老人白天要跟著一起切肉、穿串,張敬宇夫婦傍晚出門擺攤。凌晨一兩點收工后,張敬宇回家休息,王輝澤去市場買肉,稍微睡幾個小時后再起來穿串,就這樣連軸轉。雖然那時很忙、很亂,但他們卻說“比現在更開心”。
當然也有不開心的事。由于街邊燒烤太火了,遭到對面的拉面館、餃子館、大餅店的聯合舉報。城管來了,沒處罰他們,但也不能繼續在原來的地方擺攤。
第二天,夫妻二人換了個更隱蔽的地方繼續街邊燒烤,導致一部分老顧客沒找到他們。隨著天氣越來越冷,夫妻二人有了租店面的想法。
現在的東哈燒烤店是他們2023年11月底租下來的,共兩層,使用面積180平米。之前是賣建材的,年租金十幾萬元。
在紡織城,180平米的鋪面年租金十幾萬不算貴,可對于結婚一年的小兩口而言,卻是個大數字。
結婚前,出生于1992年的王輝澤自己創業,做建材生意,虧損將近100萬元。提及此事,王輝澤特意強調結婚前和老婆說過自己的債務問題,“她沒有嫌棄”。
比丈夫小一歲的張敬宇最初在培訓機構做教培老師,后來裸辭出來創業,做育兒教育,也沒掙到錢。夫妻二人開玩笑說,兩個創業失敗的人走到了一起。
一個負債在身,一個創業失敗,租店鋪開燒烤店對他們來講難度太大,但現實擺在這里,又不得不租。考慮一番后,張敬宇決定將自己在老家的房子賣掉。這房子是她工作幾年后買的,父母出了一半錢。
老家的房子賣了20多萬元,除了支付房租外,剩下的錢還能用來裝修、置辦燒烤店所需物品。
“你不怕賠了嗎?這可是你的全部家當。”聽我這么說,張敬宇首先糾正:“應該加個定語,是我當時的全部家當。”她隨后又輕描淡寫地說了句:“賠就賠了唄。”
就這樣,他們把這個離家直線距離152米的店鋪租了下來。白天裝修,晚上將所有裝修物料推到一邊,開門迎客。每當夜幕降臨,廢棄了的五金用品店又重新恢復活力,一群人坐在燈光明亮的毛坯房里吃著烤串。
店鋪裝修好了以后,夫妻二人因為太忙,沒時間回家,晚上睡在二樓的房間里。
到了2024年,也就是贊助蘇超的前一年,東北街邊燒烤店生意越來越好,不但讓王輝澤還完了全部欠債,還讓夫妻二人手頭有了積蓄,為后來贊助蘇超聯賽埋下伏筆。
夫妻二人說,從在街邊烤串,到開燒烤店,再到贊助蘇超,沒有一件事是他們提前規劃好的,“都是推著我們往前走”。

過后
沒贊助蘇超前,東哈燒烤在常州當地很火。贊助蘇超后,燒烤店的知名度擴展至全國。最火的那段時間,夫妻二人曾感到恐慌,想要逃避,但也是因為贊助蘇超,讓更多人認識到了這對普通的90后夫妻。
2025年的最后兩三個月,張敬宇參加了央視的開門大吉、開門迎春晚節目。開門大吉節目播出后沒多久,王輝澤的父親對兒子說,“咱們村里的人說看到你上電視了”。實際上,他當時的角色是愛人的場外嘉賓。
2025年年底,張敬宇去了趟沈陽,參加當地搞的文旅達人活動,包括市長在內的領導接待了他們。
所有這些,都是贊助蘇超后才有的。
去年11月,第一屆蘇超聯賽落下帷幕,燒烤也進入了淡季。1月4日那天,常州降溫,從下午開始斷斷續續下起小雨,晚上的最低氣溫降至零度。那天店里共接待了100多桌顧客,沒有排隊。不忙的時候,服務員還可以坐在一起聊天。第二天沒下雨,差不多接待了150桌左右。一樓滿了,二樓還有空位。
從下午五點開門,到凌晨一兩點,每天一百來桌,周末、節假日會超過兩百桌,這是東哈燒烤店的正常狀態。
最火的那兩個半月,只要張敬宇出現在店里,就會有人過來合影或聊上幾句。可那兩天,她在店里坐了兩三個小時,也沒人過來打招呼。
“我知道她是老板娘,但沒必要合影,我來這里為的是吃飯。”一位顧客這樣對我說。張敬宇說,自己很喜歡這種不被人關注的狀態。
兩個從無錫到常州游玩的顧客告訴我,“晚上來東哈燒烤吃飯”是他們的游玩計劃之一。其中一個人指著烤大蝦說,這食材一看就很新鮮。但他也表示,這里的價格要比無錫更高。
蘇超最火的時候,張敬宇的視頻社交媒體點贊量動輒上萬,最高一條有53.7萬點贊。但最近發的內容,平均下來差不多幾百點贊量——比最火的時候少了很多,比贊助蘇超前多了不少。
“現在基本處于正常狀態了,大家的神經不至于一直緊繃著。”王輝澤說。
可是在旁邊的全羊館——一家十幾平米的小吃店——老板娘看來,鄰居已經不火了,“就夏天那兩個月火”。
距離東哈燒烤五六十米遠處有家徐州燒烤店,也是上下兩層,今年8月開始營業。東哈燒烤夏天最火時,桌椅甚至要擺到了他家附近。
1月5日晚,當我來到徐州燒烤門前時,發現一層只坐了一半顧客,沒有東哈燒烤店的顧客多。
徐州燒烤店廚師長薛昆前一天告訴我,現在到了燒烤淡季,客人少是正常現象。“夏天的時候,我們這里也排隊。”他特別強調,現在干餐飲基本不賺錢,或賺錢不多。
“你們想過要贊助蘇超,火一把嗎?”聽我這么問,薛昆說:“贊助商太多了,不一定排得上。這東西就是個風口,抓住了就抓住了,抓不住就算了。”
的確如薛昆所言,蘇超剛開始時,人們沒有意識到這個聯賽的價值;蘇超火了以后,很多企業攥著鈔票想要進入,卻發現根本擠不進去。所以王輝澤說,他們與蘇超是“相逢于微時”。
2025年贊助蘇超帶來巨大影響力,2026年還會贊助嗎?這是1月4日晚上領導在電話里問的問題,也是很多網友關注的。雖然夫妻二人那天晚上對“繼續贊助蘇超”一事面露難色,可就在1月27日,新賽季蘇超聯賽贊助方案公布后,他們還是決定繼續參與。
蘇超組委會發布小微企業商務遴選合作方案這樣規定:在江蘇省內公開遴選優秀的小微企業、個體工商戶,省級層面遴選32家,每家贊助金額5萬元,設區市每個賽區遴選兩家,贊助金額不高于5萬元。
張敬宇在社交媒體上說,在新的一年里,東哈燒烤在贊助蘇超這件事上沒有優先權,要和所有小微企業一起搖號。“蘇超是普通人的蘇超,大家都有平等的機會。江蘇境內的所有小商家,沒人不想成為32個五萬塊錢的名額之一。又能給自己做宣傳,又能表達自己對蘇超喜歡的心意。”

過去一年沒賺到錢,但王輝澤認為只要能在2026年平穩過渡,接下來就不會有太大問題。
與我交流時,夫妻二人一直強調自己不想做網紅,也不希望燒烤店成為網紅店,原汁原味的東北烤串、質樸的路邊攤風格才是他們的追求。“我們沒有那么偉大,拒絕被造成神。”張敬宇說。
雖然他們拒絕改變,但發生于2025年夏天的意外爆火,的確改變了很多東西。有些改變,是潛移默化的。
郭磊告訴我,王輝澤當年的QQ、微信名字叫“倔驢老王”。“他是個很倔的人,只要認準一條道,就能走到黑,所以能成事兒。”可是去年夏天的某一天,他突然將微信名字改回本名。
我問王輝澤是什么時候改的名字,他語焉不詳,“記不清了”。
“是覺得因為蘇超火了以后,要面對很多陌生的人和事,用這個名字不合適嗎?”
他聽罷笑了笑,沒說話。
(文中圖片除署名外,全部為趙宇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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