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美國法下的“NBA v. Motorola”一案，被告摩托羅拉公司在沒有獲得授權的情況下，從賽事轉播中實時收集NBA的比賽數據并發送到用戶隨身攜帶的通信機上，NBA對摩托羅拉提起訴訟。法院最終判決認為，這些信息已經進入公共領域，不再受法律保護。

無獨有偶，2021年，中國又上演了類似的CBA數據權益案。上海貝泰電子信息技術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貝泰科技）作為CBA官方數據服務提供商，狀告上海炫體公司利用網絡爬蟲技術復制CBA聯賽數據的行為，通過其官網及手機客戶端“雷速體育”App向消費者提供CBA聯賽的實時數據。法院認為，原告投入了大量資源獲取CBA實時數據，被告“照抄、照搬”原告采集的數據，損害了原告的權益和公共利益，構成不正當競爭。

兩案的發生時隔20多年，判決結果大不相同，但共同揭示出賽事數據（event data）保護的相關問題。

數據成為新商業資產

體育已經進入數字時代，數據作為新型無形資產，其商業價值越來越大。繼門票、賽事轉播、贊助、商品特許經營后，數據將作為體育賽事商業利用的一種形式，成為新的商業開發資源。

除賽事本身需要外，還會在彩票和在線互動中使用賽事數據。隨著大數據分析的普及，許多體育管理機構或聯盟設立數據開發機構或指定一家公司，來專門收集和處理各種賽事數據并予以商業化利用。例如，中國足球協會于2016年授予北京同道偉業體育科技有限公司對中國足球甲級聯賽240場比賽實時數據和影像數據以及乙級聯賽全部比賽數據分析使用資格及數據報告的商業開發等權益；2017-2018賽季，貝泰科技成為CBA官方獨家數據提供商，不僅為聯賽提供高品質的數據系統解決方案，而且還攜手CBA公司就CBA的大數據產品和相關數據服務在國內、國外進行分銷，進行深度商業開發。

在體育比賽中，組織者形成和控制的數據大致分為兩類，一類是比賽數據（competition data)，包括賽程信息、場館情況、比賽天氣、觀眾信息、賽場突發事件、比賽成績等；另一類是表現數據（performance data），主要是指運動員、教練員等在賽場的技戰術和體能表現，特別是記錄運動員的跑動速度、距離、間隔、射門球速以及其他與運動相關的數據。作為權利人，賽事組織者擁有和使用比賽數據一般沒有法律障礙；但表現數據會涉及運動員、教練員等個人信息的保護，受限于個人數據保護法律的約束，賽事組織者在數據處理過程中應遵循告知同意、合法正當、公開透明、目的限定等原則。

如同其他無形資產，賽事數據因其具有商業價值也會遭遇侵權，被非法收集、復制、竊取或使用。賽事數據包括賽前籌備、比賽期間以及賽后的所有事實和信息內容，既有靜態的統計數據，也有反映賽事進程的圖像、 聲音等實時動態的數據，不但呈現形式的多樣性，而且多數情況下被公布于眾。賽事組織者對其收集和處理的數據應享有合法利益，但如何在現有法律框架下對賽事數據進行保護，是體育領域無形資產保護面臨的挑戰。

▲隨著美國博彩合法化，賽事數據越來越值錢。

數據版權的保護

賽事新聞、比賽規則、賽事報告、比賽手冊、賽程表和統計信息數據庫等賽事數據，只要符合版權法的要求，可作為文字作品受到保護。例如，在英國法下的“Football League Ltd v. Littlewoods Pools Ltd”一案中，法官認為，聯賽的賽程表受版權法保護，一是賽程表的制定需要足夠的工作量、技能和知識，具有獨創性；二是作為內容的賽程與按時間排序的賽程表不可分離，賽程應受版權保護。因此，博彩公司或媒體應該與權利人簽訂許可使用合同，方能使用賽程信息。

但是，由于受版權保護的作品應具備獨創性且版權只對作品的表述而不對表述的內容加以保護，因此對賽事數據保護存在較大的缺陷。例如，體育信息數據庫作為匯編作品，由編輯人對內容做出選擇和編排，只有那些具有獨創性的編輯作品，才受版權保護。對于那些在內容的選擇或編排上不具備獨創性的大量數據庫而言，就因缺乏“獨創性”這一特定要求而得不到版權保護。此外，由于版權法只保護表述、不保護內容，數據庫中的事實等內容，也無法得到版權保護。

在上述美國NBA數據案中，法院認為被告沒有侵犯原告的版權，因為被告向客戶發送的是賽事的事實信息，沒有抄襲原告的賽事轉播，不屬于受版權法保護的表述。而CBA數據案與此不同，被告利用網絡爬蟲技術盜取CBA聯賽數據，對原告采集的數據進行“照抄、照搬”，應該屬于對表述的“抄襲”。但由于CBA實時數據庫的匯編有可能尚不足以達到我國《著作權法》對匯編作品的“獨創性”標準，原告提起不正當競爭之訴而不是侵害版權之訴，以免被告的“抄襲”行為無法受《著作權法》的規制。

合同方式的保護

為了避免版權保護的不足，賽事組織者往往從源頭上對賽事信息加以保護，利用控制權對場館進入設定限制條件，不允許非授權機構進場拍攝圖片、音視頻或獲取其他賽事信息，也不允許觀眾或其他進入場館的人員為商業目的從事上述行為。這些要求作為門票或入場注冊證件的條款和條件，構成與持票或持證人的合同條款，禁止賽事數據的商業性使用，違反這些條款和條件應承擔違約責任。

以奧運會為例，首先，賽事的組織者與業主簽訂場館租賃協議，在協議中明確賽事組織者具有決定攝影和轉播機構進入場館進行拍攝或轉播比賽的排他性權利，包括獨家使用轉播所需的水電設施、停車場地、攝像機位、評論員席、新聞工作間及其他所有轉播設施的權利；其二，在場館內設立轉播中心，只有授權轉播商才能進入轉播中心轉播賽事；其三，在場館設立新聞中心，只有注冊媒體記者才可在新聞中心獲得相關信息并且只能向所在的注冊媒體發布這些信息。

但是，合同具有相對性，合同對數據的保護依賴于相互之間的合同安排。賽事組織者可以阻止合同相對方未經授權或者超出授權使用數據的行為，但不能用來對抗來自合同之外的第三人對數據的非法利用，特別是在相關賽事數據向社會公布后被盜用，與入場者簽訂的條款和條件無法發揮保護賽事數據的作用。

反不正當競爭法的保護

《反不正當競爭法》旨在保護競爭的公平性，維護經營者和消費者的權益。在無法受到版權保護或也無法基于合同關系追究數據加害人違約責任的情況下，權利人可以依據反法提供的補救措施來保護賽事數據。

然而，反法規制的是引人誤認為是他人商品或者與他人存在特定聯系的混淆行為，如果盜用數據的主體與賽事權利人不存在競爭關系，不能證明會產生混淆，就難以通過反法加以規制。在上述NBA訴摩托羅拉案的二審中，法院認為原告NBA的主業是組織、策劃比賽，數據的使用是次要業務，而被告摩托羅拉的主營業務是通過電子傳呼系統向用戶呈現賽事數據，雙方之間不存在直接競爭關系。被告的行為不足以構成“搭便車”的不當行為。

在CBA數據權益案中 ，原告與被告都是從事數據運營業務的公司，存在競爭對手關系，因此法院認為被告將原告采集的數據“照搬、照抄”，具有明顯“搭便車”的特性、搶奪了原告潛在的客戶、擾亂市場秩序，構成不正當競爭。但如果CBA公司直接起訴被告，因缺乏行業上的競爭關系，也許會產生不同的判決結果。

結語

賽事組織者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舉辦比賽，賽事數據運營方支付相應的授權費用和耗費大量的資源使賽事數據得以利用并具有商業價值。無論是基于投入與回報相一致的公平理念，還是維護良好市場競爭秩序的需要，都應依法保護賽事數據權利人的合法權益，制止對賽事數據的違法盜用。

然而，在我國現行法律體系中，對賽事數據需采取多樣化的保護方式。只有達到《著作權法》要求的獨創性標準，賽事數據才能受版權保護且版權只保護數據的表述而不保護事實內容，這也使得一些事實數據無法受到保護。因此，賽事組織方會利用對場館的控制制定入場條件，制止未經授權的個人或機構為商業目的采集或利用數據并將此寫入門票和入場證件的條款和條件，構成賽事組織方與入場者的合同條款。

然而，合同方式的保護只對合同相對方產生約束力，無法制止第三方對數據的盜用，特別是數據公布于眾后的盜用。在第三方盜用數據的情況下，如果也無法適用版權法進行保護，只能援引《反不正當競爭法》保護賽事數據，但反法的救濟之策要求權利人與被告之間存在競爭關系，數據的使用會對原告的業務產生威脅或擾亂市場秩序，這是反法數據保護的短板。因此，賽事數據保護應根據不同的情形，采取適合的保護方式。

聲明：文中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不代表懶熊體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