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離ATP中國賽季開賽還有5個月，賽事之間的“搶人大戰”已經打響。ATP珠海冠軍賽在4月26日率先公布美網男單冠軍梅德維德夫將參加今年的比賽，上海大師賽則在5月8日舉行了盛大的啟動儀式，宣布瑞士天王費德勒將以“賽事超級摯友”的身份重返申城。
▲ATP官方網站上，梅德維德夫與橫琴網球中心的照片被拼接在一起做成海報，并冠以“珠海冠軍賽迎接世界級網球賽事重返中國”的標題。
與此同時，WTA今年美網之后的賽程安排卻依舊是一片空白。WTA僅在4月13日的官方公告中確認“2023年秋季中國賽事將恢復”以及“賽歷將在未來幾周發布”。近一個月后，賽事安排依舊未有更多消息，原本WTA賽歷上的幾站中國賽事也大多并未緊隨WTA的表態做出回應。
2019賽季，共有9站WTA巡回賽在中國舉行，而擁有春季“陽光雙賽”和夏季美網系列賽的美國卻只舉辦了7站比賽，也是這一年，鄭州站從125K系列賽（級別低于WTA巡回賽）升級為頂級賽，WTA年終總決賽落地深圳并且以創紀錄的獎金吸引不少關注。看起來，那時的中國的網球賽事發展向好，而在三年的“空窗期”后，當WTA在2023年試圖回到中國時，曾被多方關注和爭搶的賽事，則被置于尷尬境地。
WTA中國賽事的版圖，如同一面被摔碎的鏡子，不可能再恢復成毫無裂痕的樣子。十五年前WTA布局中國市場的規劃，也像是一場被攪醒的美夢，無法循著原來的軌跡繼續行進。
冒險的開局
WTA在中國賽事版圖的擴張，始于十年前。
2013年，深圳公開賽加入賽歷并定檔澳網前的時段，在中國舉行的WTA巡回賽增至3個。2014年，武漢開始舉辦超五賽，天津迎來國際賽，香港公開賽則時隔21年重返WTA賽歷，WTA中國賽季初成規模。接下來的兩年，珠海和南昌分別獲得年終精英賽和一站國際賽的舉辦權，鄭州和深圳在2019年加入，則像是為WTA中國賽季金字塔完成最后的添磚加瓦。上一次WTA中國賽季舉辦時，賽事涵蓋了全部級別，賽季末的“大小年終”比賽同樣落戶中國。
WTA對中國市場的開發，則早在賽事持續落地中國之前數年就開始布局。2008年7月，WTA亞太辦事處在北京成立，中國網球公開賽則從2009年起由二級賽升為一級賽（如今的 WTA1000賽）。彼時，WTA就已瞄準了北京奧運會之后中國的網球市場前景。
2009年上任的WTA首席執行官斯黛西·阿拉斯特（Stacey Allaster）則深受NBA千禧年前后進軍中國且迎來商業成功的啟發，一直看好中國市場的發展。以李娜為代表的“中國金花”，在2010年代的巡回賽場上不斷突破，也讓阿拉斯特對WTA在中國的發展更有信心。
在2013年與路透社的一次采訪中，阿拉斯特盛贊李娜在WTA亞太商業戰略中的作用。“我們可以采用多管齊下的策略，但與此同時，我們也需要明星球員，李娜就是亞洲的明星。”阿拉斯特這樣告訴路透社，“李娜一人便是商業策略的全部支柱。女子網球正在受到更多關注，李娜激勵著在她身后的球員們。”
阿拉斯特作為WTA首席執行官的任期在2015年結束。在她的任期中，武漢、天津、香港和珠海相繼被納入WTA巡回賽賽歷。那時談及WTA賽事大規模地來到中國的現象，“李娜效應”也是被最常提及的原因。如今回看，重視李娜的影響及中國市場的潛力雖然合乎邏輯，但還是對于網球文化仍在養成中的中國市場而言，還是有點冒險的意味在其中。
▲李娜從未以球員的身份參加武漢公開賽，但她每一年都以嘉賓的身份亮相家鄉賽事的活動。
2014年9月，李娜在首屆武漢公開賽揭幕前夕宣布退役，這項以“李娜家鄉”為標簽的賽事則失去了本土觀眾最關注的參賽球員。如何在“后李娜時代”持續保持關注度，則成為了武網辦賽以來每一年都在面對的考驗。每一個中國賽季，李娜身后的中國球員何時才能達到她的高度，則成為了媒體與球迷始終不會放過的話題。
當然，當時也并不是所有人都認同WTA借李娜實現突破的機會大舉在中國辦賽的做法。李娜在IMG的經紀人麥克斯·埃森巴德（Max Eisenbud）就對中國賽季的前景表示過擔憂。
在2014年與《紐約時報》的采訪中，埃森巴德便提及，賽事的發展需要明星選手，但中國網球僅僅依靠李娜卻是不夠的。在這次采訪中，埃森巴德對于WTA賽事“遷徙”至中國一事還作出了更加犀利的論斷：“或許整個巡回賽都會搬到中國，但我想很多人只是在追逐金錢。”
此消彼長的原因
雖然“李娜效應”及其所代表的中國市場的潛力是個頗為漂亮的由頭，但是WTA來到中國的原因顯然不止于此。WTA賽事大規模來到中國的同時，在1980-1990年代堪稱WTA巡回賽中心的美國，賽事卻一直在不停地撤出。
作為WTA巡回賽的發源地，美國境內原本有不少歷史悠久的賽事。但不像“好命”的印第安維爾斯、邁阿密與查爾斯頓，不是所有的比賽都可以從上世紀70至80年代順利無虞地舉辦至今日。不少級別較低的美國中小型比賽都曾因為賣不動票、難覓贊助商而無法維持財務正常運轉，因此不得不停辦或者售出其所持有的賽事執照（tournament license）。WTA賽事執照是賽事運營權的象征，部分賽事與其本地運營方本身便持有賽事執照。此外，IMG、八方環球（Octagon）等體育營銷賽事公司也持有一部分賽事執照，他們則會把執照按照一定年限租借給有辦賽需求的城市，并派出團隊幫助這些城市完成賽事的落地。
從2011年到2014年，共有3站在美國舉行的WTA巡回賽陸續停辦。2011年新增的賽事達拉斯站僅舉辦兩屆就因經濟原因叫停；有27年歷史的孟菲斯站，其賽事執照則轉售給了巴西里約熱內盧；圣迭戈站的停辦與賽事執照流轉，則與中國密切相關。圣迭戈站作為頂級賽的執照轉售給了東京，后者原本擁有的超五賽執照，在2013年由武漢向八方環球租借獲得。
2018年，冠名贊助商空缺八年的紐黑文站也把其頂級賽執照出售給體育賽事咨詢公司APG。鄭州則以向APG租借的方式獲得了原本屬于紐黑文的辦賽執照，完成了從125K系列賽向WTA頂級賽的升級。
在2019年，共有7站WTA巡回賽在美國舉行，而在2011年，這個數字則是12站。不難看出，WTA巡回賽在美國和中國的規模，在過去十余年中此消彼長。在美國遭遇生存危機的比賽，則在中國找到了存活的土壤。在2010年代，不少一二線城市有舉辦國際體育比賽、打造城市品牌的需求，李娜所帶起的“網球熱”，也讓網球比賽成為了一個辦賽熱門選項。這些城市同樣也有財力提供獎金，并且敢于在球館等硬件設施方面做出承諾。
2019年武漢公開賽迎來辦賽五周年時，時任聯合賽事總監朱建斌曾經自豪地面向媒體回憶過武漢本土團隊如何完成了賽事籌備階段的挑戰。在2013年武漢成功租借到WTA超五賽承辦權時，賽事舉辦場館光谷國際網球中心還只存在于計劃之中。武漢對WTA的承諾是賽事第一年（2014年）一定會有一個5000座場館，第二年會有符合WTA超五賽要求的7500座場館。擁有5000個座位的一號球場和容量接近溫網中心球場的15000座“旋風球場”，在2014和2015年的賽事中相繼投入使用。當時，賽事硬件建設的“光谷速度”也為外界津津樂道。
▲2020年竣工的中原網球中心二期，一直在等待鄭州公開賽的歸來。
2019年升級為頂級賽的鄭州公開賽也采取了和武漢相同的步調。賽事第一年，鄭州改建出了一個2000座場館，并且承諾過第二年會有更大的場館、更多的獎金。2020年7月，擁有一個5000座主場館的中原網球中心二期正式竣工，但是這座為鄭州公開賽打造的場館卻遲遲未能等來它的主角，如今這里已成為河南省網球隊的訓練基地。
WTA年終總決賽在2018年與深圳簽下十年長約，很大程度上也因為深圳給出了足夠有吸引力的承諾。深圳當時不僅承諾將WTA總決賽的獎金從700萬美元提升至1400萬美元，同樣也承諾將在市中心修建一座12000座新場館，對賽事預計總投入則達到10億美元。
在WTA選擇2014至2018年的總決賽舉辦城市時，時任WTA首席執行官阿拉斯特就表示，希望WTA能與總決賽舉辦城市簽訂至少5年的合約，因為總決賽是當時WTA最主要的收入來源，WTA也需要尋求財務穩定。在2014至2018年承辦WTA年終總決賽的新加坡每年需要向WTA支付1400萬美元的辦賽費用，并為WTA提供35-40%的凈收入。而在新一輪總決賽申辦中，現任WTA首席執行官史蒂夫·西蒙（Steve Simon）雖然否認WTA只是選擇了開價最高的城市，但與其同時，也透露了深圳會比新加坡支付更高的賽事承辦費。
在新加坡總決賽期間初嘗甜頭后，WTA將深圳視作新加坡的“升級”版選項。那時的中國，用大手筆的投資，接住了一些前途未卜的WTA賽事，也接住了尋求穩定的WTA。
難以重溫的舊夢
深圳承諾為2019年WTA年終總決賽所提供的1400萬美元總獎金，在當時創下了網球賽事的獎金紀錄。那一年，WTA年終總決賽單打冠軍巴蒂所得到的獎金，是ATP年終總決賽單打冠軍西西帕斯獎金的近1.7倍。
▲2019年深圳WTA總決賽單打參賽球員拍攝“ICONIC PHOTO”。
深圳所承辦的第一屆WTA年終總決賽在對獎金紀錄的贊嘆與對未來的期待中落幕，但僅僅4個月后，WTA就因新冠大流行而暫停巡回賽。2020年7月，WTA則因防疫限制取消了當年中國賽季的比賽。之后的兩年，WTA賽事都未曾踏上過中國的土地。
在WTA巡回賽沒有中國的三年中，秋季賽事的獎金相比2019年大幅下滑。在2019年，秋季中國賽事的總獎金就已接近3000萬美元。而在2021年和2022年，WTA美網之后，全部巡回賽的總獎金分別為1710萬美元和1156萬美元。在無法與深圳履行年終總決賽長約的時間里，WTA也只能自掏腰包為2021和2022年兩屆年終總決賽提供獎金。
在中國沒有WTA巡回賽的三年中，原本負責賽事運營的公司同樣在不確定的前景中浮沉。2019年WTA賽歷中9站在中國舉行巡回賽級別賽事，除了在北京舉行的中國網球公開賽以及廣州公開賽本身便持有賽事執照，珠海精英賽和深圳年終總決賽是直接與WTA簽約之外，其余的比賽都由賽事執照持有者和本地運營團隊合作辦賽。
據懶熊體育了解，負責運營中國網球公開賽的中國網球公開賽體育推廣公司和負責運營廣州公開賽的鈞泰體育，在過去三年中還是或多或少地維持住了網球的主要業務，并承辦了一些青少年和業余網球賽事。在WTA公布恢復2023年中國賽季的消息后，中網和廣網也是可以最快響應的賽事。
武網、鄭網等由八方環球、APG等賽事執照持有者與本土團隊合作舉辦的比賽，則因為團隊結構的不穩定以及牽涉更多的利益相關方而迎來了更多不確定性。
一位賽事從業者告訴懶熊體育，部分WTA中國賽事在過去三年中解散了原有的本地運營團隊，不過，還有部分工作人員仍在賽事運營公司的上屬集團中，如果賽事確定恢復、資金到位，團隊重組應當不是難事。但另一位業內人士卻告訴懶熊體育，這些比賽中所牽涉的利益相關方也有過人員的更迭，很多賽事運營團隊中的主事者或最初積極推進賽事落地的人，已經離開原來的工作崗位，這也使得繼續協調推進賽事重啟變得有些麻煩。
在距離以往中國賽季的時段還有不到5個月時，WTA突然宣布中國賽季重啟，不僅賽事面臨未事先預留預算的困境，本地團隊的組建、與包括賽事版權方在內的利益相關方進行協調，都不是可以輕松完成的“待辦事項”。與2019年及之前所不同的是，舉辦網球賽事也成為了一筆需要比以往更加精打細算的賬。賽事包括承辦費在內的運營投入不會減少，但本地政府、品牌贊助商卻對投資網球賽事的態度更加謹慎。如今，舉辦一項WTA國際比賽，也已不再是城市借以體育賽事打造品牌的最優解。
在中國賽季的各項賽事還在理清內部關系、尋找更多支持時，國外的城市也瞄準了原本屬于中國賽季的賽事版權和檔期。
在中國無法舉辦比賽期間，原本將超五賽執照租借給武漢的八方環球公司，在2021年和2022年幫助墨西哥瓜達拉哈拉先后舉辦了WTA年終總決賽和一站WTA1000級別比賽。鄭州的頂級賽執照，則在過去三年中由捷克城市俄斯特拉發暫時接手，持有執照的APG公司則幫助俄斯特拉發運營了比賽。
▲2021年瓜達拉哈拉WTA年終總決賽，一位網友貼出雙打比賽上座狀況并質疑中國賽季賽事的影響力。
2021年瓜達拉哈拉年終總決賽熱烈的氛圍，打消了此前WTA官宣這座墨西哥城市代替深圳辦賽時遭受的質疑。而在網球歷史悠久的捷克，俄斯特拉發站也是一站頗受觀眾歡迎以及WTA球員青睞的比賽，其賽事總監也在4月的一次采訪中表達了繼續辦賽的意愿。
在中國賽季的比賽中，深圳年終總決賽或許是唯一不會遭受太多國外城市沖擊的比賽，畢竟WTA也很難再找出一個能夠匹配其對長期合約以及財務承諾要求的候選對象。但深圳年終總決賽的困境，卻不會比上述兩站比賽更少。2019年獨家運營WTA年終總決賽的弘金地體育公司及其所屬的金地集團，雖然此前一直就辦賽與WTA保持溝通，但是想要滿足WTA對后續賽事的獎金的高要求，已變得愈發困難。
當WTA宣布2023年將恢復中國賽季時，不少國內網球從業者，都期待著賽事的歸來。WTA的“回頭”雖然表明他們依舊需要中國，但是中國或許不再會是他們唯一的選擇。2019年，史蒂夫·西蒙在評論WTA減少在美國巡回賽數量時，曾經提到WTA不再想要倚重一個國家，而是要讓其足跡遍及全球。如今的WTA，或許也正在猶豫中重新審視中國市場的地位，當然，他們也必須考慮機構運轉所需要的龐大資金。
在今年秋季，我們或許等到的不會是中國賽季的“回歸”，而是中國賽季的“重建”，一如新冠大流行之后的每個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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