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下午5:00-7:00練習。有些球員5點剛下課，他就稍微晚到一點；晚上6點40有課，6點半就得（提前）走一撥。”張劍一邊向懶熊體育介紹，一邊點開了手機上一個密密麻麻的電子表格，上面記滿了所有隊員的課程安排。那是他考核隊員們訓練出勤情況的重要依據。

相比職業青年隊的封閉式管理，在北大，籃球隊主教練張劍每天只能在這兩小時里見到球員。盡管蔡元培先生早在百年前就提出了“完全人格首在體育”的教育理念，但在這所全國最頂尖的學府里，課業仍然是每名學生必須首先完成的任務。

“高水平運動員”也沒有任何特權。他們被分散在各個不同的院系，需要修滿和普通學生一樣的學分。沒有減免，沒有加分，也沒有單獨的考卷。唯一的“優待”是，他們被允許用5年時間來完成本科階段的學習，但只需要正常繳納4年的學費。

教練只負責訓練和比賽，無法為球員們在學業上提供任何幫助和便利。所以張劍會在入學前給隊員一點小建議——“建議選擇偏文科的院系。如果學物理，可能實驗一做一天，連飯都吃不上，（訓練比賽）就要受影響。”

一、上大學還是打職業

張劍個子不高，體型偏胖，戴著一副厚厚的無邊框眼鏡。他在訓練場邊不茍言笑，喜歡用小幅度的肢體動進行技戰術提示。在CUBA球迷口中，今年57歲的他被親切地稱作“安西教練”。

▲張劍（中）和北大男籃（圖片來自張寧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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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7年，張劍帶領北大男籃4奪CUBA全國總冠軍。其中在2017-2019三年，他們更是實現了三連冠的偉業。7名來自北大的大學生球員通過CBA選秀大會成為職業球員。在全國所有高校中，這項數據首屈一指。郭凱和王少杰更是分別成為了2016和2019年的選秀狀元，而萬圣偉、祝銘震等球員也都逐漸在職業賽場站穩了腳跟。

35年前，當張劍來到北大任教時，他沒有想過會有這樣的成就。當時男籃在北大還屬于二類運動隊，沒有招收高水平運動員的名額。“分組對抗湊不夠人，就去賽艇隊借。那時覺得，北大沒有義務培養職業（籃球）球員。”談起1998年率隊奪得首屆CUBA北京賽區冠軍的經歷，張劍說那只是“意外的驚喜”。

“當時認為（CUBA）初衷還是為了豐富校園文化生活。要打籃球，但更要接受教育。”即使已經成為拿下4座CUBA獎杯的冠軍教頭，他仍然把自己的角色定位為一位教師。張劍透露，曾經有一名球員想在大三提前參加選秀進入職業賽場，希望教練可以幫忙“解決畢業證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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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法協調。你沒完成課程，沒完成學業，你怎么能走？”

2010年，男籃被列為校重點運動隊，張劍這才終于能通過單考單招、降分錄取等方式招收體育特長生。北大的金字招牌很快成為了最好的招生廣告，郭凱正是在開放招生后的第二年加入了球隊。

在北大邱德拔籃球館的訓練場上，懶熊體育見到了兩名前來試訓的高三球員。和眾多學生球員一樣，他們希望通過籃球進入北大。場邊帶隊的高中教練說，自己的學校在當地同年齡段比賽中具有很強實力，“大部分同齡職業梯隊根本打不過我們。”

“過去巴不得打職業。現在的小孩，職業隊要他，大學也要他，他（選擇）上大學。”張劍試圖用社會評價體系的改變解釋優質生源變多的原因。然而更深層的原因，來自CUBA聯賽主管單位中國大學生體育協會對參賽球員身份認定的改變。

過去，一旦球員參加過全國青年籃球聯賽，就無法在CUBA出場比賽。這使得孩子們往往在進入高中前，就必須做出“進青年隊或者繼續讀書”的單項選擇。畢竟，哪怕球技再高，大學也不會把寶貴的特長生名額給到無法為學校出場比賽的球員。據張劍介紹，大體協如今將規則改為了“曾參加全國U19、U21青年聯賽，將不得參加CUBA比賽”。

這讓邊讀高中邊打球成為了可能。既打消了家長的后顧之憂，又能避免部分晚熟的優秀球員過早流失。它將過往一次選擇定終身的是否邏輯，改為了容錯率更高的循環選擇邏輯。

二、選擇不打職業的權利

幾天后，在距離燕園155公里的天津市東麗區，中國民航大學男籃主教練鄭軍對懶熊體育的判斷提出了質疑。

“我倒沒覺得現在大學生水平比那陣高多少。”他說話帶著很濃的的天津口音，但內容卻絲毫沒有和“相聲腔”相匹配的輕浮。“大學生永遠是業余的，最起碼他一半的精力要擱在學習上。”

說完這句話，他頓了一下，補充道：“但好像專業青年隊和大學生水平越來越近了，是中國籃球在退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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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所直屬于中國民航局的行業性院校里，鄭軍和他的隊員們幾乎是最耀眼的明星。2015年，他們在主場加冕CUBA東北賽區冠軍，半決賽中正是絕殺了由郭凱領軍的北大男籃。當年隊中的谷玥灼、賈明儒在那屆比賽后先后加盟了CBA的佛山龍獅俱樂部（現為廣州龍獅），算上2014年加入四川金強的陳辰，鄭軍手下也有3名球員進入職業賽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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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軍和谷玥灼（圖片來自谷玥灼微博）

但鄭軍其實并不鼓勵球員通過選秀成為職業球員，盡管他以前也曾是天津男籃的一員。“打幾年球退役，（球員）找工作可就麻煩了。”

那屆東北賽區的MVP孫瑞豐就是一個被成功“勸退”的案例。剛進大學時，他“一心就想打職業”，和天津青年隊之間勝率極高的熱身賽成績更是給了他極大的信心。為數不多的輸球經歷讓他印象深刻。他清楚地記得某次輸給天津青年隊后鄭軍表達不滿的方式——“兩天后去客場比賽，你們不贏30分，全部跑回民航大學。”

孫瑞豐告訴懶熊體育，比起18歲一心只想進入職業賽場的狀態，他會在畢業季考慮家庭情況、考慮女朋友的感受、甚至考慮從校園聯賽進入職業賽場后，會面臨的位置轉變等細節問題。”這些都是師父給我的啟發“，他管鄭軍叫做師父。“是父親的那個‘父’”，他特意跟我強調了一句。

“他（孫瑞豐）改不了位置。”鄭軍笑著再次隔空“否定”了愛徒，他說話總是那么直接。不過對他真正認定能去CBA發展的好苗子，他也會盡力相助。

2019年選秀大會前，鄭軍在四川男籃的隊友曾找他咨詢過袁堂文的情況。袁堂文來自廈門大學，只和鄭軍在備戰世界大學生運動會期間有過短暫交集。但鄭軍依然極力向隊友推薦了袁堂文：“我告訴他（隊友），‘這個孩子你要用的，他球能給你傳好。’”

可惜這樣的故事并不多見。在鄭軍看來，多數情況下，職業隊對待大學生球員的態度還是顯得有些傲慢。“當年賈明儒我第一個推薦給了天津隊，畢竟我是從那個院兒里出來的，結果后來（還是）去了廣州。”

更多時候，私下的交情比職業精神管用。鄭軍在天津青年隊的朋友曾主動向中國民航大學推薦給好苗子，“他是出于對球員的愛護”。在鄭軍的那位朋友看來，讀書也許并不比進青年隊差，至少拿到文憑對未來有保證。重要的是，讀大學也不會徹底斷送年輕球員進入職業賽場的機會。

三、足球的一廂情愿

這是一個讓足球小隊員們無比羨慕的現實。和總共為CBA輸送了27名職業球員的CUBA相比，在中超中甲賽場上幾乎還看不到從CUFA（中國大學生足球聯賽，簡稱大足賽）走出的球員。

得不到機會有兩個原因。大足賽自身高質量比賽數量少、水平參差不齊是其一。此外，和擁有一套愈發成熟的選秀制度的CBA聯賽相比，大足賽和職業聯賽之間并沒有搭建起類似的橋梁。

深圳翠園中學的教練文武認為，籃球“人數少、訓練組織比賽相對更容易”。他向懶熊體育舉了一個例子：籃球最少只需要10名球員就可以開展分組對抗訓練，而要達到同樣的訓練效果，足球隊要保證至少有22人，“訓練形式和招生人數，沒有辦法跟籃球比，沒有可比性。”

在他看來，如果短期內很難提升大足賽的整體比賽質量，其實可以考慮將大足賽中的少數強隊放進職業體系里成長。“大足賽前四名，應該（被）允許參加當年的乙級聯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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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志揚早年曾帶領北理工足球隊參加中甲聯賽

這樣的模式不是沒有先例。早在2006年，北理工足球隊就在著名教練金志揚的帶領下參加了當年的乙級聯賽，并成功升入中甲。此后三年，中國足協允許當年的大足賽前兩名直接參加乙級聯賽的附加賽階段比賽。三峽大學、延邊大學都曾和中甲擦肩而過。不過這個規定只維持到了2009賽季。在那之后，體教再次分離。

“外援基本只能找留學生，韓國的、烏拉圭的、荷蘭的……有的只能踢一年。”時任北理工足球隊隊長盧斌向懶熊體育回憶道。和只允許國內球員注冊的乙級聯賽不同，升入中甲后球隊將面臨完全不同的挑戰。北理工在中甲連續征戰了9個賽季，證明了“學生軍”也能在職業聯賽占據一席之地。

“北理工可以踢，第二名第三名為什么不可以？（在大足賽）北理工贏誰都不輕松。”文武也用了北理工的案例來支撐自己的提議。“能不能保級不說，至少給球員們一個向職業球隊展示自己的機會。”他頓了一下，補充道，“反正現在中乙也那么多不玩（退出）的。”

盧斌也認可這樣的說法。研究生畢業后，他留在學校成為了球隊的領隊。目前北理工已經和全國多所中學達成了合作，吸納了大量從校園足球走出的優秀人才。

“大城市里真正會踢的，都在學校里。”在他看來，在年輕球員面臨第一次選擇——中考時，還是有大部分球員愿意選擇進入如人大附三高、清華附中這樣的名校，一邊踢球一邊讀書，萬一踢不出來還能進大學。但當面臨高考的第二次選擇時，讀大學還是進入職業梯隊，仍然是一道相互沖突的單項選擇。

在他的描述里，大學沒有很好向職業隊輸送人才的渠道。只能通過休學（時限為兩年）或者熟人介紹的方式和職業體系取得聯系。“比如今年成績好，有球隊來問。成績不好誰來問？”評價體系更多建立在整體實力上或者人際關系上，針對個體相對公平的考核機制尚未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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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超全國總決賽現場，空蕩蕩的看臺（圖片來自微博@中超青年CSLY）

“大足賽前8的隊伍，肯定能為職業隊出人。中超不說，低級別中甲中乙可以吧。”不過由于低級別聯賽近年來欠薪解散等事件頻發，盧斌坦誠他并不鼓勵學生往職業發展，“好不容易去了985了，畢業更不愿去（踢職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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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和CUBA教練鄭軍勸弟子放棄職業夢想不同，大足賽球員們告別職業只能被稱為一廂情愿。因為他們幾乎自始至終都沒有獲得職業球隊的關注和青睞，也沒有一套相對公平高效的向上通道。換句話說，對于踢足球的年輕人來說，選擇進入大學校園基本等于告別了職業足球。

四、體育是教育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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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之外，家長對體育的認知也正悄然發生變化。以前玩體育被當成“不務正業”，現在體育強身健體之外的價值正在展現，包括團隊協作、韌性鍛造等，而這些功能反過來還能提高學習效率。懶熊體育產業智庫曾在2019年做過一項調查，超過8成的父母愿意為孩子選擇1-3項長期玩的體育項目，他們的目的早已不是在專項上取得耀人成績。

在今年全國兩會期間，姚明曾上交過名為《體教融合不能忽視人格塑造》的提案——“不管是教育也好體育也好，它背后的第二個字是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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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明十分注重呼吁和推進體教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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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5日，國家體育總局、教育部聯合印發《關于深化體教融合 促進青少年健康發展的意見》。這被視為是在國家層面上將體教融合上升到國策的高度。一個月后，云南省教育廳宣布從2020年秋季入學的初一新生開始，體育按照滿分100分計入中考成績——體育首次和語文、數學、英語同分。教育部相關負責人隨后表示，將“立刻啟動體育在高考中計分的研究”。

首都體育學院原院長鐘秉樞是這樣解釋體教融合的緣起的：一方面，恢復高考后，應試教育加強導致學生負擔加重，體育課受到排擠，難以開足開齊；另一方面，為了取得高水平的運動成績，參與訓練的學生訓練時間延長、訓練量加大，文化課學習受到影響，而市場經濟下運動員原有的退役保障制度也受到沖擊。種種原因使得原有的訓練體系以及學校體育和文化教育有機融合的態勢遭到破壞，造成了體育和教育的分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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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的時代背景下，體教融合除了要承擔為職業體育擴大選材池、解決青年運動員后顧之憂的任務，還肩負著改善青少年體質的重要使命。根據《柳葉刀-兒童與青少年健康》的研究數據顯示：從1995年到2014年，中國兒童和青少年身體素質情況下降了167%。文章指出：隨著城市化快速發展，城鄉學生的體質都出現下滑，男生的身體素質比女生下降更多，特別是肥胖的男生。重視青少年體育鍛煉變成了整個社會必須直面的重要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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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進中考”也曾引起社會關于教育公平、學生負擔加重的討論。但從時間構成來看，體育考試更是將孩子們用在手機、平板電腦上的時間“搶”了回來，強迫他們踏上戶外運動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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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必須回歸教育。”鄭軍還談到了體教融合對學生完整人格的塑造。“（學校里）這些條件好的孩子，受到完整的教育，可能身體發展得慢一點，但是綜合素質上去了，他們再帶下一代的時候，才會更好。體教不結合，講也講不出來。”

“姚明要做出這個決定（徹底的體教融合），就不想看到近50年的中國籃球成績。”鄭軍用一個夸張的數字表達了最后的擔憂，“但中國會打下一個強大的籃球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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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竟教育講究“十年樹木百年樹人”，而競技體育需要即時成績作為發展的支撐，它們相互究竟能給對方多少寬容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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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當然希望越大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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