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5月，進入攀登季的珠峰都很難平靜，今年也不例外。5月15日，一名年僅16歲的湖南女生成功登頂，三天后，中國登山者李生濤從珠峰南坡海拔8000米處用單人無動力滑翔傘起飛，成功降落在預定地點。
今年五一，#珠穆朗瑪峰凌晨兩點還在堵#沖上微博熱搜第一。雖然原視頻拍攝者澄清了個中誤會，如凌晨登山是珠峰攀登的常規做法，并非一直堵到凌晨兩點，但排起長隊的珠峰攀登者，還是引起了外界的好奇和感慨。網友@快樂的60后小胖子 在微博上寫到：“記得小時候看中國第一次攀登珠峰，感覺是可望不可及的事情，今日，連攀登珠峰都遇堵，可看人們的身體素質是真的好啊。”
今年是人類首登珠峰70周年，中國民間登珠峰也有了20年歷史。加之5月正是珠峰一年一度的攀登季，攀登珠峰的人越來越多，不僅與身體素質有關，其早已成為一項產業。
珠穆朗瑪峰目前的攀登線路已經多達19條，其中商業攀登的路線僅有兩條，一條是位于中國西藏一側東北山脊的北坡路線，另一條是位于尼泊爾一側東南山脊的南坡路線。
1960年，王富州、貢布、屈銀華組成的中國登山隊完成了人類首次從北坡登頂珠峰，在那個年代被視為振奮民族自信心的壯舉。之后的數十年間，從北坡攀登珠峰的行動一直在官方支持下進行。直到2000年，閻庚華才以個人身份登頂，可惜的是在返程中不幸罹難。2002年和2003年，業余登山家王天漢和中國搜狐登山隊陸續登上珠峰，企業家王石正是那支中國搜狐登山隊的一員，和40多年前的中國登山隊一樣，他們同樣從北坡登頂，卻為國內民間攀登珠峰探索出了一條道路。
地處尼泊爾境內的珠峰南坡，要比北坡更早接納民間登山者。1953年，新西蘭人埃德蒙·希拉里和當地夏爾巴向導丹增·諾蓋從南坡登頂，在珠穆朗瑪峰頂第一次留下人類的足跡，就此開啟持續至今的民間攀登潮。當年的珠峰，如果在中國人眼里是用來征服以提振人心的巍巍高峰，那尼泊爾人看來則是靠山吃山以改善生活的絕佳資源。
化身聚寶盆的世界第一峰
尼泊爾是個多山國家，山區占全國陸地總面積的15%，境內坐落著世界上14座八千米級別山峰中的8座。山地旅游是尼泊爾旅游業中較為重要的部分，其中又以商業登山和高地徒步作為主要吸引游客的項目。商業登山行為可以通過許可權審批、向導保障服務和其他旅游衍生收入為當地帶來營收，許可費用由尼泊爾政府收取，其余則為登山公司和本地民眾提供了創收來源。
▲珠峰南坡營地示意圖
尼泊爾登山協會前首席行政官Jinesh Sindurakar曾撰文指出，2015-2019 年，尼泊爾全國接待游客總數為 4602458 人，以登山和徒步旅行為目的的游客便占比11%（ 491986 人）；在尼泊爾，僅登山旅游一項帶來的季節性就業人數在4-5萬，每年可以給當地村民帶來的收入為1.5至2.5億尼泊爾盧比（約790-1060萬人民幣）。這個數字并不算高，相比之下，登山許可創造的收益更加可觀。
任何一個登山者在攀登前，都需要獲取尼泊爾政府發放的登山許可。珠峰不僅在海拔上一覽眾山小，許可費用同樣高企。近些年，尼泊爾境內的干城章嘉峰、洛子峰、馬卡魯峰等一眾海拔8000米以上的山峰，攀登許可費用均不超過1800美金，然而珠峰的許可費用常年固定為1.1萬美金，這還不包括保險費等附加費用。疫情前的2019年，尼泊爾旅游局（DoT）和登山協會（NMA）收取的登山許可費用累計達6.86 億盧比（約3600萬元）。
尼泊爾旅游部更新至5月14日的數據顯示，今年以來，該國旅游局給來自尼泊爾、中國、美國、印度等65個國家的登山者累計發放了478份珠穆朗瑪峰攀登許可證，其中男性376人，女性102人。根據尼泊爾媒體THE RISING NEPAL今年5月1日的報道，四百多人中至少有96位登山者來自中國。這些登山者為攀登珠峰支付的許可費用達到6.66億盧比（約3558萬元），已經接近2019年尼泊爾旅游局（DoT）和登山協會（NMA）全年收取的登山許可費總額。
尼泊爾旅游部門的Bigyan Koirala 告訴法新社，這是有史以來發放許可證數量最多的一次。由于5月是珠峰登頂的窗口期，登山者只能集中在這一時間段沖頂，加上絕大部分登山者需要夏爾巴向導的協助，因此，今年的珠峰窗口期，將至少有900多名登山者攀爬在通向珠峰之巔的南坡線路上。這也是微博熱搜上掀起珠峰擁堵討論的直接原因。
然而，熱鬧非凡的珠峰攀登背后，一些潛在的問題正在發酵。
扔掉金湯匙的夏爾巴人
提到珠峰攀登，不得不提到常年居住在喜馬拉雅山區的當地夏爾巴人。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2017年的一項研究表明，夏爾巴人存在以遺傳差異為基礎的代謝適應性，他們的體內組織可以更有效地利用氧氣，從而在高海拔地區保持肌肉能量水平。簡而言之，夏爾巴人天生更適合高山攀登。因此，他們順理成章扮演了珠峰南坡商業登山這門生意中的一個重要角色。極致探險創始人陳濤今年正帶著一支13名中國登山者組成的隊伍向珠峰發起沖擊，他告訴懶熊體育，團隊目前聘用了17個夏爾巴人，他們負責登山過程中的氧氣、物資運送和陪伴等工作。
陳濤介紹，珠峰攀登有絕對的風險，但風險是可以管理的，做好足夠風控預案后，剩余的風險，比如突發自然災難都可以接受。畢竟來攀登珠峰的人，都明白這件事不存在絕對的安全。可對于夏爾巴人而言，當登山不再籠罩夢想之類的濾鏡，單純變成了一門工作，這些“剩余的風險”正變得越來越難以接受。
《紐約時報》援引Himalayan Database的數據顯示，從 1905 年到 2022 年春季有315名攀登者葬身珠峰，其中近三分之一是夏爾巴協作。今年4月12日，三名夏爾巴協作在穿越南坡大本營到C1營地之間的昆布冰川時失蹤。CNN最新的報道中提到，這三個人的工作是負責運送材料，為攀登季的登山者建造和清理一條攀援路線。5月16日，一位名叫Phurba Sherpa的夏爾巴登山者在從珠峰山頂下撤的過程中死亡，此前，他跟隨尼泊爾軍方的一支登山隊伍在珠峰頂上進行山區清潔活動。
一家尼泊爾本地登山公司的負責人對《紐約時報》表示，尼泊爾境內的商業登山行業，至少需要4000名夏爾巴協作和數以萬計的高山搬運工人，但是政府對這群人的安全保障嚴重不足。2014 年，昆布冰川發生了嚴重雪崩，16名夏爾巴人喪生。據《紐約時報》報道，當時，政府向遇難者家庭提供的補償是每個人400美元。這引起了夏爾巴人的強烈不滿，隨后，政府宣布啟動登山向導福利基金，不過這項基金從未啟動。近年來，為夏爾巴向導提供保障改善的是保險政策，其中包括一項11000美元的死亡賠償、約3000 美元的受傷賠償和約5000美元的事故救援費用擔保。
從業風險高、福利保障不足等因素，導致2010年以來，尼泊爾旅游局注冊的夏爾巴協作人數減少了五分之一，也就是說，夏爾巴人正在離開他們的圣山。
達瓦·夏爾巴告訴《紐約時報》，昆布地區的夏爾巴人不僅大量遠離珠穆朗瑪峰，甚至離開家鄉。他們前往美國或者歐洲，有的仍舊從事攀巖類服務工作，還有的則改行當出租車司機或者打零工。留下來的人，也開始考慮讓下一代接受更好的教育，以便轉行，比如已經26次登頂珠峰的世界紀錄保持者、當地夏爾巴向導卡米·夏爾巴（Kami Rita Sherpa）就曾明確表示，不會讓自己的子女繼續從事這個行業，他的一個兒子和一個女兒目前都在大學攻讀學士學位。
▲卡米·夏爾巴。
2014年那場雪崩，卡米·夏爾巴的叔叔和兩個朋友命喪珠峰。他對事故記憶猶新，并時常向媒體控訴政府不作為。即便如此，卡米仍舊活躍在珠峰南坡，他告訴《紐約時報》，自己帶領一支隊伍，就會有數十名夏爾巴人能擁有工作，可以帶來數千美金的收入。
根據尼泊爾國家統計局的預測，尼泊爾2022-23財年的國內人均生產總值約為1399美金左右。但是一名夏爾巴協作在登山季可以賺到的收入，就有4000-8000美金。在尼泊爾，這并不是小數目，因此仍舊有不少人愿意當珠峰向導。昆布地區夏爾巴人離開的空缺，不斷有干城章嘉峰和馬卡魯峰等地的夏爾巴人補上。然而，如果尼泊爾政府無法降低珠峰攀登的安全風險，同時完善相關職業的福利保障，誰也不能保證，類似故事不會在其他夏爾巴人身上上演。
陷入夢想危機的登山者
根據《喜馬拉雅時報》的統計，今年以來，珠峰的死亡事件已經達到八起，其中包括一名中國籍登山者。八人中，一人倒在攀登途中、一人下撤時死亡、三名夏爾巴遭遇雪崩，其余皆是在大本營病發身故。
其實，珠峰攀登的危險，并非僅僅來自深不可測的昆布冰川和怒晴不定的雪山。攀登行為本身帶來的問題，同樣不容忽視。
擁擠是愈發尖銳的一個問題。尼泊爾登山協會前主席Ang Tshering Sherpa在法新社采訪中提到，疫情阻擋了許多登山者的腳步，導致今年登山季人數眾多。另外，在國內從事高山向導多年的毛毛向懶熊體育介紹，從北坡登山，首先得有海拔8000米以上登山經歷才能獲取許可。同時，該線路目前僅有西藏圣山探險公司提供登山服務，一般登山公司不具備經營資質。根據圣山公司官網顯示，單人攀登費用達到458848元。門檻和費用等諸多因素疊加，使得更多國內登山愛好者選擇前往尼泊爾一側的南坡圓夢。
同樣前往南坡的，還有五六家像“極致探險”這樣無法在北坡帶隊攀登的國內登山公司。陳濤認為，尼泊爾政府不做任何限制的話，珠峰對任何人都是敞開的，隨著社會進步和戶外探險愈加受歡迎，參與到高山攀登的人數增加是必然趨勢。況且以全球70億人口的基數，每年有400多人挑戰珠峰并不夸張。但他也表示，擁擠會帶來危險。
2019年珠峰發生的11起死亡事件中，有4起被歸咎為過度擁擠。
▲電影《絕命海拔》劇照。
擁擠通常取決于天氣，如果好天氣比較短，所有人都會試圖在兩三天時間里沖頂，擁擠就難以避免。尼泊爾本地探險運營商Mingma Sherpa告訴BBC，登山者有時會排隊20分鐘到1.5小時才能到達山頂。排隊意味著更長時間的危險暴露，包括缺氧。
2021年，陳濤帶領盲人登山者張洪沖頂，在離山頂只剩一百來米的時候，張洪的氧氣瓶調節閥凍住了。最終，陳濤讓出了自己的氧氣瓶幫張洪沖刺，自己先行下山。他提到，對于張洪這樣的攀登愛好者，珠峰可能是畢生夢想，而且登頂機會并不多。
無論如何也要沖上峰頂，在夏爾巴人看來，是比擁擠更需要警惕的死亡信號。
卡米·夏爾巴在BBC的采訪中嚴肅指出，一些探險公司將登頂珠穆朗瑪峰描述得很容易，反而會給登山者造成不必要的心理壓力，讓他們無視風險繼續攀爬，但是“爬珠穆朗瑪峰從來都不容易”。
2021年4月底，珠峰南坡大本營爆發新冠疫情，毛毛當時正在大本營休整。這是毛毛第一次嘗試攀登珠峰，他告訴懶熊體育，很多人感染新冠、還沒開始登就知道自己回不了國，接二連三發生了很多事，但他仍舊決定熬到登頂。5月12日，他完成登頂，返程途中就聽到一個瑞士人和一個美籍華人因為體能衰竭，在離珠峰不到一百米的希拉里臺階喪生的消息。據毛毛自述，平安回到C1營地后，他跪在地上給珠峰磕了三個頭。
登山者不愿意放棄攀登，不僅僅因為圓夢在即。耗資昂貴、耗時數月，都足以使人倍加珍惜來之不易的沖頂機會。據陳濤介紹，通常，珠峰攀登者會直接向登山公司打包支付一筆費用，由登山公司解決許可及保障服務，包括向導、培訓和餐飲等。今年，他們在南坡的收費為5萬美金一人。攀登周期則一般要40天到兩個月。
不過，比起尚未謀求到的從業保障，比起無法阻止的世界各地追夢者擁擠而上，勸登山者及時放棄，反倒是夏爾巴向導更看重、也更能直接解決的危機。將人從夢想的門口拽走，何嘗不是將人從地獄門口拽回。
▲珠峰攀登者，登山家Nirmal Purja 2019年拍攝。
但實際上，珠峰擁擠也并非新鮮話題了。早在2019年5月，登山家Nirmal Purja拍攝并發布在Instagram上的一張照片就曾引起熱議，照片里是兩列長長的珠峰攀登隊伍。正如陳濤所言，來攀登珠峰的人，都明白這件事不存在絕對的安全。登山者們年復一年前仆后繼沖上世界之巔，某種程度上，又何嘗不是為了擺脫事事但求絕對安全的生活，才制造了擁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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