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懷念克魯伊夫的各種報道中,不論荷蘭、西班牙還是英德法的媒體,都會提及“歐洲第一位足球超級巨星”(superstar)這樣的概念,將克魯伊夫和前輩乃至同儕進行區分。現在足球已經有一個半世紀的發展和傳承,68歲辭世的克魯伊夫,是二戰之后出生的人,為什么歐洲足球會將他當做“第一個足球superstar”?
這樣的描述,過去十多年,在各種采訪報道中,我反復見到過。克魯伊夫在世時,人們就如是評價。其實克魯伊夫的前輩里,就有過英格蘭巴斯丁、斯坦利·馬修斯等名震歐洲的球星,與他同時代的貝肯鮑爾,同樣是引領風騷的文化符號般足球人物——以世界杯一項競技成績論,1974年和克魯伊夫同臺的貝肯鮑爾,還要更勝一籌。另一位同時代的足球巨星,喬治·貝斯特,更是風流不羈的“第五個披頭士”。為什么“第一個足球superstar”的名稱,落在了克魯伊夫頭上?
因為他是最早認識到球員個體價值和商業潛力者。Superstar這樣的稱謂,在中文語境里,很容易被“超級巨星”的直譯混同,但是在歐洲體育范疇中,superstar,不僅僅是明星,更是具備超凡商業價值的競技明星。貝肯鮑爾、貝斯特們,也都各自具備極強的商業價值,但是在主觀商業辨識能力、對球員個體商業價值的挖掘和維護上,克魯伊夫遠遠領先于他的球員時代。
一個著名案例,就是荷蘭足球為世界所認知的1974年世界杯,如果我們仔細觀看這屆世界杯上的比賽照片和影像資料,會發現克魯伊夫的與眾不同——其他荷蘭隊友穿的都是阿迪達斯傳統三條杠球衣,唯獨克魯伊夫不同,他的球衣是兩條杠的。
這可能是現代足球歷史上,第一個因為贊助商商業關系,而產生的球員個體和球隊沖突:阿迪達斯贊助了荷蘭國家隊,這是阿迪達斯和荷蘭足協之間的商業合作,但在這之前,阿迪達斯的死對頭彪馬,簽下了克魯伊夫。克魯伊夫不愿意自己的商業價值受損,因此不接受阿迪達斯痕跡明顯的三條杠,他與荷蘭足協之間產生嚴重沖突,最終足協讓步,于是克魯伊夫的14號球衣,少了一條杠。
18年后,在巴塞羅那奧運會,克魯伊夫在這個最熱愛他的城市里,見證了美國男籃“夢之隊”的奪冠。而喬丹巴克利們最終登上頒獎臺時,著名的贊助商之爭發生:“夢之隊”大腕們,幾乎都是耐克贊助的,可美國奧運會代表團的贊助商是銳步,所以喬丹們折衷的方式,是披著星條旗站上領獎臺,遮住贊助商logo,保全自己的商業權益。
我不知道在現場的克魯伊夫是否反應了過來,喬丹們的行為,只是步他后塵。以體育職業化和商業化程度比較,美國遠遠領先于歐洲,但個人意識的覺醒,對自身價值的重視,克魯伊夫絕對是先行者。
他從不隱晦自己對金錢的看重,“我不希望等我退役后,去到街邊一個面包店,要對老板說:‘嘿,我是克魯伊夫,給我兩片面包吧。’”他踢球的時候就如是說過。但這位超級明星,對于職業球員生態的整體關注,讓他的同行們受益。
克魯伊夫17歲進入阿賈克斯一隊,當時荷蘭足球還處在半職業化向職業化過渡時期。他第一次代表國家隊出征,就發現荷蘭足協購買的航空保險,只為足協官員購買,而不包括球員。克魯伊夫挑戰足協,為球員爭取到了公平權益。可就因為這樣的國腳生涯開始,克魯伊夫此后與荷蘭足協關系一直不好,1978年主動放棄世界杯參賽機會,與這種糟糕關系不無關聯。
所有決定,都必須自己做出。這是“第一個superstar”的另一個特點。離開阿賈克斯,俱樂部最初是將克魯伊夫賣給了皇家馬德里,皇馬給的個人待遇也足夠高,在前博斯曼時代,這樣的轉會幾乎不可逆轉。然而克魯伊夫自己不爽,他的選擇是巴塞羅那。后來有人問他這個決定背后的原因,是否他更喜歡自由主義色彩濃烈的巴塞羅那,克魯伊夫笑道:“我當初并不了解巴塞羅那,我只是要自己做決定。”
12歲喪父,母親不得不在阿賈克斯俱樂部擔任清潔工,經濟壓力長期巨大。這樣的生世,讓克魯伊夫更注重自己的價值挖掘,足球的高速發展和傳播,給了他足夠的機會。同時代的巨星,貝斯特在曼聯剛出名,就和曼城球星薩摩比一起生產自己品牌的襯衣、貝肯鮑爾與阿迪達斯更是長達半個世紀的合作關系,但克魯伊夫更特殊,很早就具備自我品牌和商業形象的營造,同時與傳統運動精神沒有嚴重沖突,“第一個superstar”,由此確立。
作者簡介:顏強,資深體育媒體人,前體壇周報社副社長、網易副總編輯,策劃并主持互聯網足球脫口秀節目《超級顏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