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懷念克魯伊夫的各種報道中，不論荷蘭、西班牙還是英德法的媒體，都會提及“歐洲第一位足球超級巨星”（superstar）這樣的概念，將克魯伊夫和前輩乃至同儕進行區分。現在足球已經有一個半世紀的發展和傳承，68歲辭世的克魯伊夫，是二戰之后出生的人，為什么歐洲足球會將他當做“第一個足球superstar”？

這樣的描述，過去十多年，在各種采訪報道中，我反復見到過。克魯伊夫在世時，人們就如是評價。其實克魯伊夫的前輩里，就有過英格蘭巴斯丁、斯坦利·馬修斯等名震歐洲的球星，與他同時代的貝肯鮑爾，同樣是引領風騷的文化符號般足球人物——以世界杯一項競技成績論，1974年和克魯伊夫同臺的貝肯鮑爾，還要更勝一籌。另一位同時代的足球巨星，喬治·貝斯特，更是風流不羈的“第五個披頭士”。為什么“第一個足球superstar”的名稱，落在了克魯伊夫頭上？

因為他是最早認識到球員個體價值和商業潛力者。Superstar這樣的稱謂，在中文語境里，很容易被“超級巨星”的直譯混同，但是在歐洲體育范疇中，superstar，不僅僅是明星，更是具備超凡商業價值的競技明星。貝肯鮑爾、貝斯特們，也都各自具備極強的商業價值，但是在主觀商業辨識能力、對球員個體商業價值的挖掘和維護上，克魯伊夫遠遠領先于他的球員時代。

一個著名案例，就是荷蘭足球為世界所認知的1974年世界杯，如果我們仔細觀看這屆世界杯上的比賽照片和影像資料，會發現克魯伊夫的與眾不同——其他荷蘭隊友穿的都是阿迪達斯傳統三條杠球衣，唯獨克魯伊夫不同，他的球衣是兩條杠的。

這可能是現代足球歷史上，第一個因為贊助商商業關系，而產生的球員個體和球隊沖突：阿迪達斯贊助了荷蘭國家隊，這是阿迪達斯和荷蘭足協之間的商業合作，但在這之前，阿迪達斯的死對頭彪馬，簽下了克魯伊夫。克魯伊夫不愿意自己的商業價值受損，因此不接受阿迪達斯痕跡明顯的三條杠，他與荷蘭足協之間產生嚴重沖突，最終足協讓步，于是克魯伊夫的14號球衣，少了一條杠。

18年后，在巴塞羅那奧運會，克魯伊夫在這個最熱愛他的城市里，見證了美國男籃“夢之隊”的奪冠。而喬丹巴克利們最終登上頒獎臺時，著名的贊助商之爭發生：“夢之隊”大腕們，幾乎都是耐克贊助的，可美國奧運會代表團的贊助商是銳步，所以喬丹們折衷的方式，是披著星條旗站上領獎臺，遮住贊助商logo，保全自己的商業權益。

我不知道在現場的克魯伊夫是否反應了過來，喬丹們的行為，只是步他后塵。以體育職業化和商業化程度比較，美國遠遠領先于歐洲，但個人意識的覺醒，對自身價值的重視，克魯伊夫絕對是先行者。

他從不隱晦自己對金錢的看重，“我不希望等我退役后，去到街邊一個面包店，要對老板說：‘嘿，我是克魯伊夫，給我兩片面包吧。’”他踢球的時候就如是說過。但這位超級明星，對于職業球員生態的整體關注，讓他的同行們受益。

克魯伊夫17歲進入阿賈克斯一隊，當時荷蘭足球還處在半職業化向職業化過渡時期。他第一次代表國家隊出征，就發現荷蘭足協購買的航空保險，只為足協官員購買，而不包括球員。克魯伊夫挑戰足協，為球員爭取到了公平權益。可就因為這樣的國腳生涯開始，克魯伊夫此后與荷蘭足協關系一直不好，1978年主動放棄世界杯參賽機會，與這種糟糕關系不無關聯。

所有決定，都必須自己做出。這是“第一個superstar”的另一個特點。離開阿賈克斯，俱樂部最初是將克魯伊夫賣給了皇家馬德里，皇馬給的個人待遇也足夠高，在前博斯曼時代，這樣的轉會幾乎不可逆轉。然而克魯伊夫自己不爽，他的選擇是巴塞羅那。后來有人問他這個決定背后的原因，是否他更喜歡自由主義色彩濃烈的巴塞羅那，克魯伊夫笑道：“我當初并不了解巴塞羅那，我只是要自己做決定。”

12歲喪父，母親不得不在阿賈克斯俱樂部擔任清潔工，經濟壓力長期巨大。這樣的生世，讓克魯伊夫更注重自己的價值挖掘，足球的高速發展和傳播，給了他足夠的機會。同時代的巨星，貝斯特在曼聯剛出名，就和曼城球星薩摩比一起生產自己品牌的襯衣、貝肯鮑爾與阿迪達斯更是長達半個世紀的合作關系，但克魯伊夫更特殊，很早就具備自我品牌和商業形象的營造，同時與傳統運動精神沒有嚴重沖突，“第一個superstar”，由此確立。

作者簡介：顏強，資深體育媒體人，前體壇周報社副社長、網易副總編輯，策劃并主持互聯網足球脫口秀節目《超級顏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