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爾·蒂勒曼（Karl Tilleman）與邁克爾·喬丹（Michael Jordan）的第一次交手，是在1983年的泛美運動會上。蒂勒曼在那場比賽中砍下28分，壓過喬丹的20分一頭，但加拿大最終還是不敵美國隊，在第二輪出局。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二人再度相遇：這次喬丹依舊拿到20分，蒂勒曼則僅有10分進賬，加拿大吞下又一場失利。這位身高6英尺2英寸（約188厘米）的得分后衛由卡爾加里大學出品，在1984年NBA選秀第四輪被丹佛掘金選中。1988年的漢城（現為首爾），蒂勒曼迎來了他的奧運會告別戰：他在與西班牙的比賽中砍下37分，單場十記三分球的記錄至今只有卡梅隆·安東尼（Carmelo Anthony）能夠復制。
但在1988年奧運會的那段時間里，比起不看人傳球，蒂勒曼更關心的還是無罪申訴。他當時是楊百翰大學法學院的二年級生，不得不調整自己的課程安排才得以前往漢城參賽。1990年春天從法學院畢業后，蒂勒曼在聯邦第九巡回上訴法院擔任了一年的記錄員工作，直到他獲得了屬于年輕律師的圣杯：聯邦最高法院的法官助理職位。
在每年近1000名申請者中，只有36位年輕律師最終可以脫穎而出，得到這一聲名顯赫的職位（九位大法官每人最多可擁有四名助理，首席大法官則可有五名）。前法官助理們如今在常青藤精英的律師事務所、國會、學術界以及聯邦法院系統（包括聯邦最高法院，現任大法官中便有四人擔任過法官助理）等領域任職。1992到1993年間（按業內說法是“1992年十月任期”），蒂勒曼曾擔任已退休的首席大法官沃倫·伯格（Warren Burger）以及大法官克拉倫斯·托馬斯（Clarence Thomas）的助理。但在蒂勒曼從加拿大國家隊退役后，他的新工作與籃球的聯系反而比設想的還要緊密。
這個國家頭號法庭（court）的正上方是另一種“court”：勝利者的標準不是五票與多數意見，而是二十一分和至少兩個球的領先優勢。沒錯，在華盛頓東北第一街那座新古典主義式的宏偉建筑五層（同時也是頂層），是一座籃球場。兩塊有機玻璃籃板（1984年以前是木質的）掛在天花板上，離地只有14英尺4英寸（約4.37米）的距離。場地在2015年翻新后換成原始硬木地板，總體約為78英尺（約23.8米）長、37英尺（11.3米）寬，比94英尺（約28.7米）長、50英尺（約15.2米）寬的常規球場小。球場邊線處就是墻壁，聯邦最高法院的老鷹標志在中線處展開雙翼。靠近入口處的一則標語寫著：“開庭期間禁止打籃球和舉重。”
如果你感覺這座體育館看上去是事后而為，那是因為它本身即是如此：設計聯邦最高法院時，建筑師卡斯·吉爾伯特（Cass Gilbert）將頂層空間劃作儲存物品用。在聯邦最高法院于1935年正式投入使用后，上世紀四十年代（具體時間無從考證），某個身份不明的人將儲物室改造為了體育館。1965年出版的《法律下的平等正義：美國生活中的最高法院》（Equal Justice Under Law: The Supreme Court in American Life）一書透露，是小卡斯·吉爾伯特（Cass Gilbert Jr.）提議對儲物室進行改造，但這一說法并未得到最高法院負責人辦公室的證實。早年間，大法官雨果·布萊克（Hugo Black）曾將這片空間作為臨時網球場，但籃球已經成為聯邦最高法院的第一運動。安保人員、食堂員工、法官助理和圖書館職員們都對球館熟門熟路，就連法官們偶爾也會上樓來幾局單挑。地面起初是由混凝土制成的，令人很難應付；整體空間相當狹小，天花板則過于低矮——但這反而為“全國最高球場（the Highest Court in the Land，同時指代“全國最高法院”）增添了一種怪異的魅力。
作為法官助理，蒂勒曼很高興看到工作地點可以提供如此便捷的打球機會。盡管低矮的天花板限制了他的遠投發揮，蒂勒曼還是經常和其他法官助理以及法院工作人員們一起打球。但在蒂勒曼心中，他最渴望的還是與托馬斯同場競技。幾個月的時間里，蒂勒曼經常纏著托馬斯邀請一起打球，但大法官從來沒有給出肯定答復。
四月的時候，托馬斯終于同意與他的助理們打一場籃球比賽。最高法院的新人們激動不已，特別是在他們看到大法官的球技之后。1991年進入聯邦最高法院的托馬斯時年44歲，這位當時最年輕大法官的籃球技巧令蒂勒曼感到驚訝。但半小時后，托馬斯抓著自己的左腿倒在地上，痛苦地翻滾著。恐懼的念頭掠過蒂勒曼的腦海，“這不是真的。”
托馬斯遭遇了跟腱斷裂。接受手術后的一周，他不得不借助拐杖一瘸一拐地在法院里走來走去。隨著蒂勒曼的助理任期接近尾聲，托馬斯與后者合影留念。大法官讓攝影師拍攝全身照，這樣可以露出他腳上的石膏。
“卡爾。”托馬斯微笑著對自己的法官助理低聲說道，“我希望你能在接下來的人生中一直記得你對我做過的事。”蒂勒曼如今是菲尼克斯一家律師事務所的合伙人，他把和托馬斯的合影掛在自己辦公室的電腦上方——旁邊就是他面對邁克爾·喬丹防守的照片。
對那些曾在美國最高法院打球的前法官助理們而言，以大法官的身份回憶往昔無疑是美好的。1993年十月任期時，現任華盛頓巡回上訴法院法官，被總統特朗普提名接替退休大法官安東尼·肯尼迪的（Anthony Kennedy）布雷特·卡瓦諾（Brett Kavanaugh），不僅是肯尼迪的法官助理，還以柔順的跳投手感和體育精神聞名。“對我這種大家伙而言，有他這樣的隊友簡直棒極了。”當時在托馬斯手下擔任法官助理，如今已成為圣母大學法律教授的斯蒂芬·史密斯（Stephen Smith）說道，“我只要搶到籃板，把球給他快下就好了。這樣一來，我往返球場的次數就少多了。”
如果卡瓦諾的任命得到確認，他可能很快就會接到長人尼爾·戈薩奇（Neil Gorsuch）的快攻傳球。戈薩奇是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最新成員，曾于1993到1994年間擔任肯尼迪和拜倫·懷特（Byron White）的法官助理。在去年的確認聽證會上，德克薩斯州參議員泰德·克魯斯（Ted Cruz）詢問道，戈薩奇是否“有幸”與懷特一起打過球。（克魯斯用他特有的防御性口吻說道，“手、手肘和胳膊都是球的一部分，就連下巴也一樣。”）戈薩奇表示，退休不久的懷特大法官有時候會玩“H-O-R-S-E”游戲，他的拿手戲是背對罰球線將球扔進籃筐。
在懷特于1962年被任命為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時，他最為人所知的稱號是“快馬（Whizzer）”。懷特在科羅拉多大學就讀期間是三棲體育明星，并于1937年獲得海斯曼獎第二名。三年后為底特律雄獅效力時，懷特首度成為賽季沖球碼數第一人（生涯共兩次獲此榮譽），當時他正從耶魯大學法學院休假。懷特成為大法官的八個月后，《體育畫報》稱其為“他所在時代中最出色的運動員”，使得懷特毫無爭議地躋身聯邦最高法院頂尖運動員之列。
盡管懷特試圖淡化自己在橄欖球場上的輝煌過往，但作為大法官的他保持了近乎貪婪的競爭欲，經常和法官助理們進行二對二比賽。曾在1980到1981年間擔任威廉·倫奎斯特（William Rehnquist）法官助理的現任首席大法官約翰·羅伯茨（John Roberts），在一封電子郵件中將懷特形容為“一塊堅不可摧的巖石，他的一雙巨手使得他可以輕松地控制球”。（至于他自己的運動水平，羅伯茨用前阿肯色主教練諾蘭·理查森的名句自嘲道，“四十分鐘的一無是處。”）比起精準的傳球和頗具天賦的投籃技巧，身體對抗更能突顯出懷特的比賽風格。這位身高6英尺1英寸的大法官會為搶一個籃板而不擇手段，數不清的法官助理已經領教過懷特之肘的威力。
“如果你靠近邊線處的那堵墻，他最愛干的事就是給你一肘把你頂翻在墻上，就像是冰球里那樣。”在1987到1988年間擔任懷特助理的理查德·科德雷（Richard Cordray）表示，“然后他就會大笑，為了從容應對，你也需要跟著一起笑。”
1971年十月任期期間，懷特在一次打球時受傷，不得不拄了幾天拐杖。但他不希望比自己年輕幾十歲的助理們表現出“敬老”的姿態。1983到1984年間擔任懷特助理的凱文·沃森（Kevin Worthen）起初對自己應該如何防守一名年僅70歲的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感到有些無所適從。沃森身高6英尺5英寸（約1.95米），曾在東猶他州立大學司職中鋒，因此他一開始對懷特的防守很松，結果激怒了他的上司。“我嘗試有所保留，以便給我的上司以及我尊敬的人一些額外的空間，有意放慢步伐，結果很明顯，他不希望看到這些。”如今擔任楊百翰大學主席的沃森說道，“這讓他有些惱火。”
曾作為懷特助理、長期擔任克林頓家族律師的大衛·肯德爾（David Kendall）對此深有體會。“如果他覺得你被他嚇到了，他是不會尊重你的。”懷特在法庭之上也秉承類似的態度，他會咄咄逼人地向律師發問，就他們的辯護展開爭論，成為法官席上一種不怒自威般的存在。無論是在庭上還是在球場，懷特都用實際行動挑戰了“智者法官”以及“無腦肌肉運動員”的刻板印象。
科德雷不僅有幸與懷特（他于1993年從聯邦最高法院退休）對位，還曾和2010年接受任命的現任大法官埃琳娜·卡根（Elena Kagan）同場競技。卡根在1987到1988年任期時擔任瑟古德·馬紹爾（Thurgood Marshall）大法官的助理，那時科德雷正在懷特手下工作。是那年的最佳球員之一，但他堅持要為隊友們穿針引線，包括身高5英尺3英寸（約1.6米）、被馬紹爾稱作“小矮人”的卡根。“我會跟著里奇跑，然后他給我做掩護。”卡根回憶說，“我就想，‘好的，里奇為我做了一個掩護。我該試著命中跳投。’但我很少能投進。”
在聯邦最高法院歷史上的113名大法官之中，卡根是僅有的四名女性之一。即便是在今天，法官助理的職位也嚴重向男性傾斜：《國家法律雜志》在2017年發布的一項統計顯示，自2005年以來，盡管女學生占到法學院的半數，但得到法官助理職位的男性要兩倍于女性。而在籃球場，男性的主導地位同樣明顯。卡根能夠安然地以法官助理的身份打球，因為她的部分女性同事也會加入其中。但曾于1996到1997年間擔任斯蒂芬·布雷耶（Stephen Breyer）大法官助理的羅賓·倫哈特（Robin Lenhardt），在她的任期內則只能參加全男性的籃球比賽。倫哈特在高中時司職前鋒，而在聯邦最高法院的球場上，她始終堅持自我。瑞妮·萊托·勒納（Renee Lettow Lerner）于同年擔任肯尼迪大法官的助理，她只和女性同場競技。潘達·海爾（Penda Hair）在1979到1980年間擔任哈里·布萊克門（Harry Blackmun）大法官的助理，面對男性同事的打球邀請，她起初有些猶豫，隨后還是選擇加入。
“我可以清醒地認識到女性在聯邦最高法院和法律行業內所處的位置。”目前在華盛頓擔任民權律師的海爾回憶道，“所以我不認為應該存在全男性的籃球比賽。我知道我不是他們那樣的好球員，但他們還是大方地讓我加入其中。”
在1981年被任命為聯邦最高法院歷史上首位女性大法官的桑德拉·戴伊·奧康納（Sandra Day O'Connor）明白，這座建筑中的男性統治已經彌散到五層的運動場之上。她在體育館中設立了早間有氧訓練課程，鼓勵法院中的女性參加。卡根很喜歡打籃球，自然成了球館常客——直到她成為糟糕場地的受害者。卡根落地后沒有站穩，結果傷到了腿，她不得不前往醫院治療，成為已然擁擠的傷病席上又一名新員。（卡根還記得，在1987年十月任期一次打籃球受傷后，喜歡和自己的助理們一起打網球的首席大法官倫奎斯特不得不為自己的雙打比賽物色替補人選）
某天，當卡根一瘸一拐地穿過走廊時，她迎面遇到了奧康納。面對后者的詢問，卡根回答說是在打籃球時傷到了自己。
奧康納傷心地搖了搖頭說道，“有氧訓練課上絕對不會發生這種事情。”
早在四十多年前，詹姆斯·達夫（James Duff）就首度踏上聯邦最高法院的籃球場，但他仍然被那片熟悉而獨特的區域所吸引。達夫在1971年的肯塔基大學校隊中扮演龍套角色，那一年之后，一年級生無資格代表校隊出場的規定被廢除。達夫從未擔任過法官助理，但以法官助手和顧問的身份在聯邦最高法院任職。“吉姆·達夫。”1979到1980年間擔任伯格法官助理的保羅·謝克特曼（Paul Shechtman）回憶稱。一次，達夫在快攻中隔著兩名對手給懷特大法官送出了一記完美的擊地傳球，后者用左手上籃得分。“好傳球，達夫！”懷特喊道。達夫表示：“那只是一記傳球，但我會永遠銘記。”
2015年，羅伯茨任命達夫為美國法院行政管理辦公室主任，該部門負責管理聯邦司法機關并維持其運作。達夫曾于2006到2011年間擔任這一職位，重新走馬上任后，他最先拜訪的地方便是聯邦最高法院的籃球場。現如今，達夫偶爾還會在周五晚上回到這里獨自投籃。對于過往的記憶不斷涌現：達夫回想起與懷特大法官建立的籃球羈絆，在幾個小時的比賽中生發出綿延一生的友誼。
對幾代人而言，聯邦最高法院的體育館已成為一個躲避壓力、長時間工作以及黨派政治的溫柔鄉。1980年春，在布萊克門手下擔任法官助理的比爾·墨菲（Bill Murphy）組織了一項囊括全部九個大法官席位的錦標賽。每支球隊由四人組成，其中至少一人為女性。身穿“HAB（布萊克門全名縮寫）79人”綠色球衣的布萊克門隊在決賽中與伯格隊相遇。比賽開始前，布萊克門的法官助理們在場內展開了寫有“擊敗首席大法官”字樣的巨型橫幅，布萊克門本人也來到墻邊為數不多的觀眾席位觀戰。但伯格隊最終驚險取勝，獲勝功臣當屬時任法官助理尼爾·埃格爾斯頓（Neil Eggleston），他日后成為了奧巴馬總統的白宮顧問，還與那天的對手潘達·海爾結為連理。
“法院那時正處于一年中充滿壓力的一段時期，因為法庭辯論逐漸減少，但還有很多積壓的裁決需要處理、探討并解決。”墨菲說道，“但錦標賽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減壓和消遣的機會。”
對有些人而言，在法官裁決死刑案件時，聯邦最高法院球館是比平日更適合的避風港。在那些夜晚，于1998到1999年間擔任大衛·蘇特（David Souter）大法官助理的諾阿·費爾德曼（Noah Feldman）常常獨自上樓投籃，等待著文件，在減壓的同時思考當時情境的嚴重性。“從法院成員的角度而言，包括法官助理們，怎么描述那種嚴肅程度都不為過。這并不夸張，要知道，一個人的生命正懸而未決。”費爾德曼表示，“你的內心充滿波動，希望每一個細節都做到無誤，確保公正得以實現。當這一切正在進行時，你真的需要一點喘息的時間。”
在聯邦最高法院五樓的空間里，意識形態分歧被消解：嚴格解釋憲法派不會攻擊活憲法主義者，自由派也不會為了爭取肯尼迪大法官（如今肯尼迪已經退休，換成羅伯茨大法官同樣成立）的決定性一票而針對保守派。“在這里，每一個人都脫下制服，放下身份。”在2015到2016年間擔任索尼婭·索托馬約爾大法官助理的尼古拉斯·鮑伊（Nikolas Bowie）說道，“就只是打籃球而已。”
在當下的政治現實中，司法部門通常被認為是維持聯邦政府正常運轉的最后一座堡壘，最高法院的籃球場承載了很多美國人對于政府的期待：無黨派、不偏不倚而又和睦友善。籃球中沒有另類事實——有贏家，亦有輸家；公正，是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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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明：本文為懶熊體育編譯自Sports Illustrated，原文作者為Stanley Ka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