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起來搞笑，怎么會有人因為一雙鞋而去搶劫殺人？
不要懷疑，這是真的。1989年5月，17歲的少年詹姆斯·大衛·馬丁（James David Martin）帶著15歲的男孩麥克·尤金·托馬斯（Michael Eugene Thomas）走進了一片小樹林。之后，馬丁掐死了托馬斯，并搶走了他兩周之前剛買的Air Jordan球鞋。
美國《體育畫報》在1990年對這起惡性事件進行了封面報道：要鞋還是要命？球鞋和運動服太火了，有時候甚至火得過頭了，年輕人可能因此被搶劫，甚至喪命。這是誰的錯？
20多年過去了，類似案件卻并未絕跡。
2014年2月，弗吉尼亞聯合大學一名20歲的學生卡倫·李（Kahron Lee），深夜回家，遇見19歲的威利·D·李（Willie D. Lee）。威利試圖搶奪卡倫的Air Jordan運動鞋，期間開槍打死卡倫，最終被判入獄44年。
2014年3月，紐約一家喬丹專賣店首次發售Air Jordan Future系列球鞋。熱情的購買者在門口排起長龍。但人群隨后開始混亂，一名女性在推搡中出于自衛，從包里掏出一罐辣椒噴霧噴向人群，場面一度失控。
2014年，在馬薩諸塞州的Brockton地區，接連發生多起與球鞋有關的暴力事件。一名16歲少年被持刀者搶走球鞋；一名18歲學生被4個陌生人群毆，目標是他的Air Force 1s；更有歹徒闖入受害者家中，把全家人綁了起來，偷走了一雙球鞋。
2015年11月，GQ雜志推出一部關于球鞋文化的紀錄片《Sneakerheadz》，片中報道，目前全球每年約有1200人死于與球鞋相關的犯罪行為，再次將這個話題推向風口浪尖。
球鞋和犯罪，看似毫無關聯，但在過去幾十年里，二者糾纏不斷。關于這種奇怪現象的背后原因，各方都有自己的看法。
很多人把矛頭指向創造出球鞋這一“罪惡源頭”的運動品牌公司。批評者表示，像耐克這樣的大公司明明知道自己的產品人人垂涎，還不斷通過廣告造勢，炒起話題，并總是限量發售新品。
里克·特朗德爾（RickTelander）是《體育畫報》球鞋犯罪封面文章的作者，他就是這種觀點的典型代表。他認為球鞋是血汗工廠的產物，沒有多少實際價值。它們的虛名完全來自媒體的影響力。
“在我看來，”特朗德爾說，“廣告和電視宣傳攻勢越來越高級，它們能創造出原來并不存在的需求。這是一場青少年和廣告商之間不公平的戰爭。廣告商的陣營中有喬丹和斯派克·李這樣的人。他們的對手卻是一個個麻煩不斷的家庭——不著家的老爸，打幾份工的老媽，十幾歲的小屁孩。”
卡萊爾·加里克（Carlyle Garrick）是前俄勒岡大學橄欖球隊的一名隊員，他拍攝過一部名為《鞋》的視頻短片，用虛構的手法痛陳了球鞋崇拜的根源和危險。他認為耐克和他們的廣告公司Wieden+Kennedy應該對這類現象負責，因為他們聯手創造了一種窮奢極欲的球鞋狂熱。加里克的一個朋友曾經帶著一車珍稀版本的球鞋去舊金山開店，路上被人搶走了所有的存貨。
“球鞋不是所有犯罪的原因，但耐克本可以在制止相關犯罪行為方面做得更多?！奔永锟艘恢睂δ涂诉@種彩票抽獎式的新品發布流程有意見，這是一種人工造成的短缺狀態，而且會進一步刺激需求，人們會更加百爪撓心地想得到耐克本來可以無限量生產的球鞋，惡果就由此蔓延。在與球鞋相關的犯罪事件頻出的背景下，球鞋和廣告公司卻在一直回避他們的責任，加里克對此十分氣憤。
甚至有人直接向喬丹問責?！都~約郵報》作者菲爾·穆什尼克（Phil Mushnick）就表示，那些商家出錢為他們做廣告的人才該被指責，比如籃球巨星喬丹、著名籃球教練約翰·湯普森（John Thompson）以及電影導演和演員斯派克·李（Spike Lee，他參演了喬丹的球鞋廣告）。穆什尼克稱，他們作為公眾人物，應該注意避免在廣告中傳播不正確的價值觀。
西方哲學學者道格拉斯·克爾納曾將耐克和喬丹的結合稱為“邪惡聯盟（Unholy Alliance）”，指出雙方通過合作各取所需，然后利用他們二者結合產生的令人無法抗拒的名氣為他們的利益帝國不斷吸金。
即便是喬丹的同行，也有人不站在他這邊。2015年10月，現CBA北京首鋼籃球隊球員斯蒂芬·馬布里指責喬丹對“因球鞋而喪命的孩子”負有責任，同時宣布自己的15美元定價的“星布里”球鞋重回市場。
喬丹本人聽到文章開頭的那個故事的時候，格外悲傷，《紐約時報》的一篇評論文章稱，喬丹當時極力抑制住自己的淚水，哽咽著說：“我無法相信這是真的。”
斯派克·李對于這種指責很不服氣，他回應說：“把這一條條美國人的命歸咎于我、喬丹和湯普森，這顯然太蠢了，”他反問，“你是不是還得說球鞋才是罪魁禍首？”
球鞋不會殺人，人才會殺人?！都~約時報》有一篇文章《球鞋謀殺案》稱，商家雖然用廣告來營造噱頭，但他們只是在迎合市場需求，并沒有創造需求。他們只是在自由市場系統內合理地利用規則賺錢。
斯派克·李說，社會中的價值觀扭曲了，人們太物質主義了，導致他們忽視了引起這些問題的真正原因。在他看來，球鞋問題引發的爭議或許會有一些積極作用，比如提升企業在社區中的責任感?！凹彝ソY構的坍塌才是這個問題的主要原因，”他說。
美國網站Complex的一篇文章《要鞋還是要命：25年后，球鞋犯罪有改變嗎？》曾經探討過這一問題。社會學家認為，生活在大城市中貧困區的青年，尤其是黑人青年，對于提升社會地位、改變生活處境可能存在絕望的情緒。他們都覺得自己的生存選擇太少。
在大城市的貧民窟或者落后地區，青少年很容易成為校園凌虐的對象。在家庭中，父母與孩子的相處方式還是家長式的，而不是平等的。底層青年需要偶像，而這些偶像不該是街區里腰纏萬貫的毒販子和衣著艷俗的皮條客。
▲喬丹已經成為一些窮困的黑人孩子的偶像，告訴他們天賦和努力能夠改變原本的命運。
在這個時候，喬丹和斯派克·李的重要性就會凸顯出來。他們是這些貧民區青年的道德偶像。他們既有天賦，又勤奮努力，他們通過合理的手段改變甚至拯救了自己。
“如果喬丹能夠站出來說句話，”加里克說，“如果這些慘劇能夠改變哪怕一個人的想法，都是值得的?！辈贿^，多年以來，喬丹一直對球鞋可能致人死地的事件保持緘默。
烏迪·阿夫沙洛姆（Udi Avshalom）是一家運動鞋連鎖店的老板，他表示，人們對耐克和球星的指責有些言過其實。“耐克已經做得挺好了。穿上耐克球鞋，哪怕是那些居住在布魯克林最混亂地帶的孩子，都能昂首挺胸地走路。耐克讓孩子們有了自豪的理由，而且只花50到100美元?！痹谒磥?，這些球鞋不僅是穿在腳上的產品，還是一種象征：如果喬丹、斯派克·李的人生軌跡可以這樣走，那么我也可以。
斯派克·李曾經回應過人們就此問題針對他的指責：“我們應該努力改變孩子們對一雙球鞋、一件外衣以及黃金這樣的物品的迷戀。這些孩子覺得自己除此之外沒有其他選擇，也沒有其他機會?！?
犯罪就是犯罪。小孩會偷球鞋，就會偷iPhone、手表，偷所有能給他們的不堪生活帶來高光時刻的東西，哪怕這種風光只是短短一瞬。
懶熊體育記者 王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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